（四十九） 【给定资料】
对于如何定位和经营国企，成熟的市场国家早已有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国企要尽可能地退出竞争领域、经营活动必须公开并接受议会和民众的监督、政企分开、官员不得任职管理层等等。
以电信业为例，除美国等少数电信私营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原来的电信都是政企合一的。电信部门既管经营，也负责电信的规划和管理，所以在这些国家，建立电信业竞争机制的第一步都是把原来电信部门的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成立负责经营的电信公司和负责管理的电信管理局。这些国家中最早实行电信政企分开的是日本。1952年，日本电信政企正式分开，分为主管经营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和日本国际电话公司（KDD）及电信管理部门邮政省电气通信局。其次是英国，1984年将原来的电信部门分为电信管理局和英国电信公司（BT）。法国和德国电信于90年代初政企分开。实行政企分开后，管理部门与企业不再有利益瓜葛，管理部门公正地制定法规，监督法规的实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竞争者。从而，可以真正实现打破垄断、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再来看竞争为垄断企业带来了什么？以英国电力行业改革为例，英国规定发电、输电和供电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在发电市场、售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电则由全国电网公司独家经营。这样，英国的电力行业就形成多家发电公司、多家配电公司和一家输电公司的格局。这种对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的区分、政府控制范围的缩小和竞争机制的引入，使英国电力公司的效率大大提高。改革8年来，英国电力生产改变了过去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家不再补贴电力，服务质量明显改善，电价大幅度下降。扣除通胀因素，8年间实际电价下降了25%。
开放国内垄断行业市场，是各国电信竞争机制建立的关键措施。例如，美国电信市场开放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取消原来垄断公司对网络和电信业务的独营权力，允许成立新电信公司和建立新网络从事电信业务。②鼓励没有自己网络的新公司经营电信，只要符合电信管理标准，就可以租用其他公司的线路开展经营业务，有网络的公司对没有自己网络的运营公司不得歧视。③允许其他行业加入电信业基本业务经营。
【问题】
“给定资料”介绍了一些成熟的市场国家在定位和经营国企方面的共识。结合给定资料说明我国的国企改革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四十九） 【给定资料】
对于如何定位和经营国企，成熟的市场国家早已有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国企要尽可能地退出竞争领域、经营活动必须公开并接受议会和民众的监督、政企分开、官员不得任职管理层等等。
以电信业为例，除美国等少数电信私营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原来的电信都是政企合一的。电信部门既管经营，也负责电信的规划和管理，所以在这些国家，建立电信业竞争机制的第一步都是把原来电信部门的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成立负责经营的电信公司和负责管理的电信管理局。这些国家中最早实行电信政企分开的是日本。1952年，日本电信政企正式分开，分为主管经营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和日本国际电话公司（KDD）及电信管理部门邮政省电气通信局。其次是英国，1984年将原来的电信部门分为电信管理局和英国电信公司（BT）。法国和德国电信于90年代初政企分开。实行政企分开后，管理部门与企业不再有利益瓜葛，管理部门公正地制定法规，监督法规的实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竞争者。从而，可以真正实现打破垄断、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再来看竞争为垄断企业带来了什么？以英国电力行业改革为例，英国规定发电、输电和供电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在发电市场、售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电则由全国电网公司独家经营。这样，英国的电力行业就形成多家发电公司、多家配电公司和一家输电公司的格局。这种对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的区分、政府控制范围的缩小和竞争机制的引入，使英国电力公司的效率大大提高。改革8年来，英国电力生产改变了过去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家不再补贴电力，服务质量明显改善，电价大幅度下降。扣除通胀因素，8年间实际电价下降了25%。
开放国内垄断行业市场，是各国电信竞争机制建立的关键措施。例如，美国电信市场开放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取消原来垄断公司对网络和电信业务的独营权力，允许成立新电信公司和建立新网络从事电信业务。②鼓励没有自己网络的新公司经营电信，只要符合电信管理标准，就可以租用其他公司的线路开展经营业务，有网络的公司对没有自己网络的运营公司不得歧视。③允许其他行业加入电信业基本业务经营。
【问题】
“给定资料”介绍了一些成熟的市场国家在定位和经营国企方面的共识。结合给定资料说明我国的国企改革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 （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五代时期冯道主持刻印的《九经》属于（）。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四十九） 【给定资料】
对于如何定位和经营国企，成熟的市场国家早已有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国企要尽可能地退出竞争领域、经营活动必须公开并接受议会和民众的监督、政企分开、官员不得任职管理层等等。
以电信业为例，除美国等少数电信私营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原来的电信都是政企合一的。电信部门既管经营，也负责电信的规划和管理，所以在这些国家，建立电信业竞争机制的第一步都是把原来电信部门的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成立负责经营的电信公司和负责管理的电信管理局。这些国家中最早实行电信政企分开的是日本。1952年，日本电信政企正式分开，分为主管经营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和日本国际电话公司（KDD）及电信管理部门邮政省电气通信局。其次是英国，1984年将原来的电信部门分为电信管理局和英国电信公司（BT）。法国和德国电信于90年代初政企分开。实行政企分开后，管理部门与企业不再有利益瓜葛，管理部门公正地制定法规，监督法规的实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竞争者。从而，可以真正实现打破垄断、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
再来看竞争为垄断企业带来了什么？以英国电力行业改革为例，英国规定发电、输电和供电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在发电市场、售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电则由全国电网公司独家经营。这样，英国的电力行业就形成多家发电公司、多家配电公司和一家输电公司的格局。这种对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的区分、政府控制范围的缩小和竞争机制的引入，使英国电力公司的效率大大提高。改革8年来，英国电力生产改变了过去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家不再补贴电力，服务质量明显改善，电价大幅度下降。扣除通胀因素，8年间实际电价下降了25%。
开放国内垄断行业市场，是各国电信竞争机制建立的关键措施。例如，美国电信市场开放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取消原来垄断公司对网络和电信业务的独营权力，允许成立新电信公司和建立新网络从事电信业务。②鼓励没有自己网络的新公司经营电信，只要符合电信管理标准，就可以租用其他公司的线路开展经营业务，有网络的公司对没有自己网络的运营公司不得歧视。③允许其他行业加入电信业基本业务经营。
【问题】
“给定资料”介绍了一些成熟的市场国家在定位和经营国企方面的共识。结合给定资料说明我国的国企改革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 （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三十九）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当前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要求：（1）问题定位准确，对策建议可行；
（2）先指出问题，然后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3）不超过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