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务员
问答题(一) 【给定资料】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赴宁夏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作家F来到了宁夏。在雄浑的贺兰山前,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岩画激荡着他的情绪。F看完贺兰山岩画,内心颇有感触,他特意为此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逝去的无形无迹的光阴正镌刻在一幅幅粗朴的岩画中,F说:“原古先民以默默的文化符号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情感,对观者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 贺兰县的皮影戏也令他感慨。他认为,贺兰皮影戏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古迹”要素保持得非常好,表演皮影的民间艺人张进绪有优秀的禀赋,声情并茂,其家族式的传承则保证了皮影戏架构的完整。道具乐器等“老家伙”也仍保存着,很难得,政府应把贺兰县的皮影戏当宝贝保护。 谈到宁夏的文化发展和保护,F认为,经过深厚积淀的回族文化和西夏文化都是本地独有的文化优势。从这点来说,保护文化是第一位,不要子孙后代还没有了解,独有的文化已经消失了。保护文化必须投入资金,宁夏文化首先考虑的是做精做细,只有文化做精,才有强大的可能。 作家F被人誉为“民间文化的抢救人”,对此,F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F认为,物欲横流更容易导致精神被轻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经受着精神价值的淡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坚守民族的特性,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显得尤为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保护其本身蕴涵的精神,“我们现在所要保护、抢救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神。如果我们不抢救自己文化的神,那么我们玩来玩去还是玩洋人的神,就没自己的神了”。 F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困难,但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初期的困难是你的声音没有反响,像在空气里呐喊,没人回应,现在好了,上上下下都有了反响。但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又被政绩化,表现出来往往是在“申遗”之前很下工夫,“申遗”一旦成功反而不用劲了。因为不少地方喜欢做面上的、能够很快出效果的事情,而“申遗”以后日常的保护与政绩“脱钩”。实际上文化遗产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F提出了两个观念,第一是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还有一点就是科学保护,无论“申遗”前后的保护,还是后来的资源开发,只有从学理上和科学性上拿出一整套的方案,遗产保护才能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多方面的,比如博物馆保护、传承人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等,但科学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当国人开始普遍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介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问题,其间或许昭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性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学、美学、人类学、艺术或科学观点看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名胜地。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在不同的文化长期交融和碰撞过程中产生了今天的地球文明。今天的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兴趣、规模和方式,积极开展各种旅游和探险活动,了解和接触世界文化遗产,从内心深处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求。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人类是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记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要把握现在,走向未来,必须先理解过去。文化遗产为人类连接过去和现在架设了桥梁,也为从今天走向明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问题】 “给定资料”中的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能触发人们许多思考和感悟,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总字数800~1000字。
单选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 )。
问答题(三) 【给定资料】 1.退休职工满师傅是回民,家住北城。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改建后的牛街,先是围着古老而年轻的清真寺漫步一遭,然后再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采购,“那儿的牛羊肉都是按穆斯林规矩宰杀出来的”,满师傅赞不绝口,“牛肉炖着吃可以挑‘肋条’‘腰窝’,酱着吃有‘腱子’。切好片的‘肥牛儿’小包装,红里透白勾人馋虫;涮羊肉讲究‘三叉’‘黄瓜条’,那儿的货又多又新鲜。”牛街给满师傅家节假日三代人聚餐带来了方便和欢愉。 有千年历史的北京市南城牛街地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目前,这里仅回族居民就有1万多人。改建前,街巷狭窄,市政基础设施落后,低矮破旧的危房连街成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1平方米。1997年,牛街地区危改工程启动,这是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最先实施的危改面积最大、拆迁户数量多、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危改小区。2004年两期工程胜利完成。 迁入新居的老住户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穆斯林们最满意的是新房里有了浴室,每天进寺礼拜前可在家中沐浴。改建后的牛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住宅楼无论高矮均采用穆斯林习用的黄色加绿边装饰。始建于公元996年的辽代千年古寺——牛街清真寺周围环境也焕然一新。寺院周围出现了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整修后巧妙地横亘在主干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完整性,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全长670多米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商用房,经营民族服饰、工艺品、清真副食,多家回民老字号餐馆和小吃店里的正宗清真菜肴、各种地道的牛街小吃令人怀旧,吸引着京城、外埠乃至海外的穆斯林食客。晚上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牛街老住户白奶奶常说:“如今在咱牛街走走,跟上长安街差不多。” 牛街街道工委干部告诉采访记者,牛街不仅是“民生一条街”,也是“民族文化一条街”。通过利用现有条件和历史文物资源,修缮了牛街礼拜寺,扩建了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改造了民族敬老院,设立了回民殡葬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卫生站等服务场所,社区数字化管理系统日趋完善。牛街还是白猿通臂拳的诞生地,而今在小区里经常能看见白猿通臂拳第六代传人钟教练指导孩子们习武练拳的场景,因其具备“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将白猿通臂拳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这也是让牛街人足以自豪的事儿。 2.某报报道了乡村放映员王其璋的事迹,他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用一台放映机、一张大银幕,为家乡61个村庄的农民送去欢声笑语,累计行程达25万余公里,放映电影近万场。王其璋高中毕业时面临两个择业选择:当中学老师或者乡村电影放映员。从小爱看电影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乡亲们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庄放电影,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都会早早赶过来占座位,银幕两面的空地上围得满满当当,还有人爬到了房顶和树上。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放映跌进了低谷,但为了心爱的电影,也为了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乡亲们,王其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说起放电影,给老王印象最深的还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的事。姜家庄村有100多亩果园,品种老化,坐果率低。村支书找到王其璋,请他去放点苹果管理的影片。接到委托后,老王精挑细选了《苹果树的修剪》《果树嫁接》等十几部科教影片为果农们放映,结果果园当年便获得了大丰收。到了秋天,王其璋再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时候,果农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纷纷拿来大个儿的苹果让他吃。他们说:“老王,尝尝这苹果甜不甜?这里面可有你的功劳啊!”看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其璋有说不出的高兴。 和尚庄村有养猪的传统,但前几年村民不懂防疫,小猪长到五六十斤常常病死,损失很大。王其璋就找来20多部生猪养殖方面的影片,连续给村民们放了一星期,还自己掏钱买资料赠送,把兽医站的技术员请来讲课示范,帮助村民掌握养猪技术。现在,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庄已经发展养殖户120多个,每户年收入4万多元。因为这事,王其璋在这个村里的威信很高,每次去,村民都拉着老王去参观他们的养殖场,争着请他吃饭。乡亲们都说:“老王可不光是电影放映员,他都成了我们的科技顾问了!” 3.某市文化管理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交流农村和社区基层文化建设的心得,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几位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A(大学生村官):要提高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我觉得鼓励他们把花在打牌、闲聊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很重要,也很有效。我到村里以后积极地提议和向上争取,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农家书屋”。我帮助购买图书,筹集资金添置设施,动员群众参加读书活动。有空还给他们上课,有时还请农业大学老师、农科院技术员来开讲座。现在,农家书屋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一大亮点,省市县领导多次来视察和调研。如今村民们有空就到书屋来看看书,读读报。打牌的少了,闲聊的少了,文化生活丰富多了。 B(大学生村官):我们村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站,里面也有不少图书,但是利用率不高,钥匙别在村支书的腰里,哪个农民提出要看书什么的,村支书就去开门。没有人提,那个门就天天锁着。我去了以后,主动向村支书提出保管钥匙,将文化站重新布置了一下,办了墙报宣传栏,里面摆上茶水,添加了不少新书,制定了文化站管理制度,按时开放,按章管理。现在,我们那个文化站天天村民络绎不绝,有时候里面坐不下,有人捧着书坐到门外的空地上看。 C(社区工作者):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建设是个重要问题,也是难题。我们那文化站备有不少图书,但没什么人来读。我做过调查,我们街道很多人平时没事,要么凑一桌人打麻将,打扑克,要么守在家里看电视,不愿与人交往。不过,我发现早晚在小区里散步、锻炼身体、跳舞的人倒不少,我就动了脑筋,在小区的路边、健身场地旁边,竖起很多宣传栏,里面内容定期更换,除了宣传国家大事,介绍社区里的好人好事,普及防火防盗、卫生常识,还用来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弟子规》《论语》《二十四孝》等,配上漫画和导读文字,人们散步和锻炼的时候顺便就可看到,慢慢引起了他们读书的兴趣,现在到文化站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4.小签原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大二的时候就以高分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本来想出国,但家里舍不得她这个宝贝女儿独自去外国打拼,去年硕士毕业应聘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行政助理。 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小签感慨万分:“家里为了培养我,当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花了好多钱,上了我们那儿最有名的双语幼儿园。从那时候开始,父母就再三告诉我学好外语有多么重要。上了小学和中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功课,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大多是父母替我报名的。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差3分满分,是我们市的英语单科状元。可惜我的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要不然我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花那么大工夫学外语,现在工作了,英语没怎么用得上,倒是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写稿子,对我的汉语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给我们领导写一篇讲话稿,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里面好几个错别字,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现在真的认识到,我是中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是首先的,必须的。” 记者问她:“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花了很多钱去学习英语?” 小签说:“后悔谈不上,英语学好了还是有用的。有一次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外文资料,第二天开会要用,碰巧我们单位专门负责英语翻译的同事生病住院了,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接过来翻译了,领导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特别是最近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国内某著名大学陆教授的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们对于语言,要有一种尊重、敬畏、护卫、热爱。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先重视学好汉语。” 记者问她:“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拼命学外文的学子们,你会怎么说?”小签想了想:“还是陆教授说得好,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5.据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对于英语语言的主导地位,美国某未来学家曾说过:“美国目前所具有的第一大优势是语言。英语是在数十个领域内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口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英语,从而使得美国的思想、作风、发明和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势者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来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6.眼下,在某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外来语,尤其是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单词,被认为是时尚的说话方式;一些国产商品的取名和在媒体宣传时任意洋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纯粹的国货也要起一个不知所云的洋名;在学术论文中,照搬命题,袭用概念,大量引用外文,对外文的盲目使用甚至到了迷信程度。而西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导致不少充满淫秽、暴力色彩的语汇被制造出来,严重污染了汉语生态环境。 某学者尖锐批评道:某些部门在招生、聘用、晋级等方面,往往把是否掌握、能否运用英语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能否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文章反而退到其次,甚至根本不作为衡量因素。他认为,强制性地普及英语教育让学生学习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了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都是主课,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倾向。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等现象屡见不鲜。年轻人对传统和古典文化资源的舍弃和漠视现象随处可见,不读古代经典,不懂文言,再加上大量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对汉语形成巨大冲击,消解着传统汉语的尊严和韵味,割裂着文化传承脉络,威胁着国家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7.报载,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批著名影星冲进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几家电影院,抢出《侏罗纪公园》的拷贝在街头焚烧;电影工作者还在埃菲尔铁塔下示威抗议好莱坞的“入侵”。法国某官员因为在一次国际会议中用英语发言,遭到全法国人的诟病,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辞职。许多人都还记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普鲁士占领法国,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迫使法国国民放弃法语学德语。都德将一堂普通的法语课上升为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失去母语如同失去了祖国。这个悲哀的情节已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法国文化部主管文化产业发展,是法国政府中支出最多的部门之一,这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法国政府“文化例外”的主张。在法国人看来,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因此,他们联合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让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1994年,法国政府在议会两院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英语,法国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 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并以之资助民族文化。 为了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扶持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法国提倡在自由竞争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广泛收藏和展现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面对近年来英语文化的逼人态势,法国颁布了支持电影业发展计划,在力求维持法语地位的同时,也向英语文化的优势项目如好莱坞电影发起了冲击。 从1992年起,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法国艺术活动协会及在法国的外国文化中心集中举办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活动,展示文化的多样化,加强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除了驻各国使馆的文化处外,法国目前已在近百个国家建有一百多个文化中心,每年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重点,推介本国文化。 法国的企业和各类专业协会也是宣传法国文化、向世界推介法国文化的重要力量。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可参与赞助,而作为补偿,企业可获得政府减免税收或者享有冠名权等各种不同的回报。 8.下面是H县文化局一名工作人员搜集的10则资料: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曾经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美国《混合语》杂志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发展中国家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则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等。 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他人利用,比如《孙子兵法》成为某国谍报人员的必读书,大量中国元素、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进入国外影视作品,很多中国风景区成为国外拍摄影视作品的外景地等。甚至国外还有盗用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比如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就被某国以“江陵端午祭”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已经被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第一个海外孔子学院诞生于2004年,中国目前已经开办几百所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影响越来越大。 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进行否定甚至掠夺。比如某国学者以他们发现的据称刊印于公元706~751年的文献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他们国家才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其实,早在1906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已经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再次证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有人甚至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造纸术方面,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14~15世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印度发明的”等种种说法。 有人戏言,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占美国GDP的25%左右。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文化逆差”的尴尬,文化商品进口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同类出口商品。中国网民数量为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还无法和这个世界第一相称,中国网民不断抱怨网速慢、不稳定、服务差、价格贵。同时中文网页数量在世界互联网中仍只能占据很少的比例,中国网民很大程度上仍是外界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互联网信息的主动提供者。 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公民的行为,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最直接,新闻媒介的报道是否客观、公开、透明,体现了新闻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硬功能,相对而言,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具有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中国的功夫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京剧、民俗、民间文化等,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 9.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华丽、丰富、恢弘,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阐释,对于塑造一个文明灿烂、文化独特、改革开放、求新求变的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震撼了世界,而且也使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比较负面的评价发生了改变。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词中指出,“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10.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问题】 请以“让……大放异彩”为题,写一篇内容充实的文章。 要求: (1)用恰当的文字替换“让……大放异彩”中的省略号部分,使之构成一个完整具体的文章标题。 (2)主题应与“给定资料”相关,但素材不必拘泥于“给定资料”,要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感受,切忌空谈对策。 (3)观点鲜明,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字数800~1000字。
单选题7,19,33,71,137,( )。
单选题3,3,6,9,9,27,( )。
单选题2,3,10,23,( )。
单选题0, , , , ,( )。
单选题0,6,24,60,( )。
单选题3, ,24, ,( )。
问答题(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问答题(二十五)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单选题1,3,12,60,360,( )。
单选题4,4,9,29,119,( )。
单选题3,43,434,4434,44344,( )。
单选题243,162,108,72,48,( )。
单选题13610,25714,26816,35715,43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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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四十四) 【给定资料】 1.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近两亿,其中早期来到城市打工的一批人已近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很多农民工的“烦心事”。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在浙江打工的阜阳市颍州区大许村的许文超对记者说:“我们在外打工只有能按时拿到钱才是最现实的,什么合同啊、养老啊我们也想,可人家不给你办。”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汪杰说,目前多数企业主在使用农民工时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为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了。 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连续缴费15年以上才能享受。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保证参保的连续性,这造成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养老保障。在北京务工的张亨和说,他“现在最头疼的是养老保险”,因为农民工很难在一个城市工作15年,如果在一个地方缴纳了养老保险,到下一个城市打工时,由个人缴纳的养老金账户可以随人流动,而由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基本账户是不能转移的,这对农民工和企业来说,都不划算。 张亨和去年为其建筑队的1000多名职工缴纳了30多万元的养老金,可是一旦他和建筑队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这30多万元就打了“水漂”。他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需求,不太合理,应当改革。 许文超说,现在农村人多地少,人均顶多一两亩地,即使是壮劳力完全靠土地也难养活自己,更何况老人呢。而对于靠子女,不少农民工也显得信心不足。 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村家庭的子女也较以往大大减少,这些年轻人成家立业后往往要赡养三四个老人,再加上自己抚养子女,负担也很重,所以靠子女养老也很困难。 在不少农民工看来,趁着“干得动”多攒钱才是解决养老的现实办法。在南京种菜的安徽怀远县村民李琴说:“没钱靠什么养老?即使将来有保险,没有钞票也入不了。”不过,她对靠积蓄养老也不无担忧,“靠打工能攒下几个钱?要是有个大病小灾,这点钱也就搭进去了!” 李琴认为,对于她们这样因为打工而举家过着“人户分离”生活的农民工家庭,无论是户口所在地还是打工所在地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都很难使她们顺利地获益,“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心里才踏实”。“有交保险的钱自己存起来养老不一样吗?”她表示,要为一份不了解、没看过它究竟有什么好处的保险而把手中的现钱交上去,她“不能接受”。 和李琴同样不相信养老保险政策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在南京打工的安徽省来安县相官镇高明村村民张阵鸿说,对农民工来说,看不到现行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好处,而农村其他的养老院、敬老院等社会养老场所也很落后,因此,他们“普遍感到靠不住。”他认为,农民工养老意识淡漠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相信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村关于养老保险知识宣传少,覆盖面窄,也是造成农民工普遍不信任的原因。 来安县相官镇劳动服务站站长孙世厚说,由于缺乏养老保障,一些“老无所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而是滞留在城市乞讨、流浪,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稳定也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孙世厚认为,在农民工的意识里将自己的养老与儿女绑在了一起,而不会想到依赖政府和社会寻求养老保障。“但农民不会想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就可以不管,反而更应该为他们做好养老打算。否则,这些在青壮年时期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将不可避免地在老年时期成为社会最贫穷的群体。” 2.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去年底已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大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农村养老需求强烈而迫切。 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如何以普惠方式让所有农村老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8月,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开始。按照新农保时间表,2009年,新农保在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开展试点,2010年覆盖全国23%的县(市、区),到2020年将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已超过1亿,按现在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即每人每月55元,如果2020年实现全国覆盖,国家财政每年将支付近700亿元资金。农村养老是亿万农民自身面临的现实需求,已成一个社会焦点问题,也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尚没有一种单一的养老方式能全部解决包括物质提供、精神慰藉、日常护理等内容的养老需求。加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这也决定了家庭居家养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因此,专家认为,养老制度设计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应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村养老的全面覆盖、标准多层次、模式多元化为目标,建立起人性化、制度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体系。 专家建议,在养老事业上,政府、社会、社区、家庭都应真正重视起来,释放更多的人情温暖。公共财政应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把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整个社会要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农村社区要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子女也要切实尽到赡养义务。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还有很重要的配套内容,就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民的医疗保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专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真正拥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3.“F县敬老院的老人精神普遍好,大家可以看到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该县敬老院建设规模大、档次高、环境美、服务好,管理规范。毫不夸张地说,F县敬老院已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日前,市长周以忠在F县召开的全市农村敬老院经验交流会上如是说。 大胆探索创新。F县大部分敬老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实施“一乡一院”的敬老养老模式,敬老院面积小,房屋破旧,同时敬老院的服务员多是乡镇干部兼任,吃财政,服务好坏一个样,造成服务水平低下。为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2006年,该县民政局局长李新军带领工作人员对各乡镇敬老院进行走访、调查,提出建设中心敬老院的初步方案。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政策都给予倾斜。目前,该县已建成八里湾和城关两所中心敬老院,杜良中心敬老院即将竣工并将于2008年7月份投入使用,范村中心敬老院正在筹建之中。建成后的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统一管理.达到了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相统一,有效地解决了管理“断层”问题。 注重建管并举。该县把敬老院建设和管理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确保敬老院建设水平10年不落后。目前,该县16所敬老院中,省级敬老院5所,市级敬老院7所。为多方筹措资金,该县以县、乡政府投入为主,辅之以上级部门资助和社会力量捐助。2008年年初,县政府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130万元作为改扩建敬老院的启动资金。该县成立了中心敬老院管理办公室,下设服务站。为让老人在幽雅的环境中欢度晚年,各敬老院实施管理规范化、医疗专业化、服务人性化,健全完善了生活护理、卫生保健、膳食营养、安全防护等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对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设置医疗室、医药柜,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老人定期例行体检,特别对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重点看护,使老人小病不出院,大病早预防、早发现。 完善服务功能。该县十分重视丰富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经常开展一些适宜老人的健身比赛、联欢会,既增强老人体质、提高免疫力,又活跃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强化了“两个服务”。一是该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一些中小学校经常组织人员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洗衣、晒被,帮老人们打扫卫生。县民政局文艺队定期到各乡镇敬老院进行巡回表演。县乡卫生部门定期为老人开展送药义诊活动。二是各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对“五保”老人以“待似父母、情同亲生”的工作理念,真心实意地为“五保”老人搞好服务,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安度晚年。 4.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将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或者即将迈入老年,养老压力正在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形象地称为中年“夹心层”。张玲是典型的“夹心层”,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长辈的养老和医疗已经将她和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哪里去节省养老的投资呢? “等我老了,就去养老院。”“老人病倒了,让孩子请假不上班照顾,这样可取吗?”每谈到养老问题,在医院工作的55岁的张志峰就反问老伴。和同事一块探讨养老时,张志峰总想起一则报道:有个独生子,在北京一国企工作,父亲生病住院,母亲在给父亲送饭时摔伤,无奈之下,孝顺的儿子辞职回家照顾父母。妻子不太理解他,和他离婚了。多年后,父亲去世,他和生病的母亲一直艰难度日。 同事也感慨,如果他雇人照顾父母,如果他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如果有更完善的养老机制,也许这样的事儿可以避免。 父母生病时,80后独生子女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陪护。张志峰深感80后独生子女的压力。他只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正在读大学。女儿将来想在哪个城市工作,他打算顺着她的心意。可当他老了,他真要去养老院吗?没法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不是他们没孝心,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如今到了21世纪,这种养老模式已经不再现实。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鼓励下,孩子从小是父母和祖父母“手心里的宝”。中国的父母特别心疼孩子,从怀孕开始,到吃奶粉,上托儿所,上小学、初中、高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请昂贵的各类家庭教师时,从不“手软”,全都是倾尽全力。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除了按揭住房还款,孩子就是最大的开支,每月家庭基本开销中一半以上花在孩子身上。 中国夫妇把大半生积累的财富都贡献给了孩子。把孩子养到结婚(25岁至30岁者居多)后,夫妻双方也离退休时间不远。同时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社会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如今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膝下都只有一个孩子,靠子女保障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成年后的子女分担自己的养老压力,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 5.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 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 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 6.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并存。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据有关资料显示:子女供给占老年人经济来源的比重,城市为16.8%,乡镇为21.0%,农村地区则达到38.1%。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专家认为,建立新型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应是“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 7.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首先要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孝道”,其次要动员社会关注。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着力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府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两种制度并行和尝试新型养老保障制度。A市某区政协委员郑宏生说:“政府应支持和鼓励社会性或个人出资举办不同层次的养老机构。” 农村“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空巢老人”的这种特殊性表明,要解决上述养老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给予关爱。 A市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戴志安介绍,我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75389人,占总人口的15.58%。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为此,区民政局在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老人自治组织、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建立健全养老补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戴志安说。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4所,床位850张。2008年白龙桥敬老院扩建了150张床位,2009年罗埠敬老院又计划扩建200张床位。另外依托老年协会、“星光老年之家”等,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文体活动场所,鼓励支持独居老人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相互关爱的小型组织。推行低龄健康老人和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居家养老”服务。 “家庭养老是我们的传统养老模式,在国家还不能拿出更多的经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之时,家庭养老仍然是老龄农民养老的首选模式。因此,我本人非常赞同这种养老方式。但是要把家庭养老纳入社会管理,区民政局最好能组织一些志愿者关注这些‘空巢老人’,加大对家庭养老的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养老敬老的先进典型。”听说区民政局一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郑宏生满意地点点头。 据了解,近年来,该区已经为全区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在全省民政会议上获悉,杭州、嘉兴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为70岁上的农村老年人,按照不同的档次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金。我区也将积极创造条件,筹措资金着手这一惠民工程,逐步改善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戴志安说。当郑宏生得知政府已经关注“空巢老人”问题时,他表示,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自己的爱心。每个人都会老,善待老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问题】 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十四) 【给定资料】 1.为全面加强公职人员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河南省安阳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 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制度是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能中,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行为,但不足以实施党政纪处分而预先发出警告,是预防和制止干部发生更严重违反党政纪律行为的工作制度。 该制度规定,给予工作作风预警,以《安阳市公职人员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的形式,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县(市)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对被预警对象的监督和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上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直接对应由下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作风预警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实施工作作风预警。 该制度规定,工作作风预警通知书一式3份,一份送达预警对象,一份送其主管部门,一份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根据性质和程度,工作作风预警分为三级,实行梯次预警。年内首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黄色预警;年内二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橙色预警;年内三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实施红色预警。本年度被黄色、橙色预警而未达到红色预警的,被预警次数顺延,实行累计。 该制度规定了预警追究机制。被给予黄色预警的个人每季度、被给予橙色预警的个人每半年在全市通报;被给予红色预警的个人,评定为全市工作作风“最差公职人员”,每年在全市通报,所在单位要视其情节轻重,按照管理权限,依照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单位处理意见报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实施;单位一年内被红色预警2人(含2人)以上的,对其所在单位全市通报,并追究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2.记者从重庆市奉节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奉节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08年10月17日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对全县城乡统筹工作作具体部署。会前数日,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名给80多个县级部门、30多个乡镇下发通知,要求“一把手”参加。 会议当天,县党史办、县志办、银监办、法制办4家单位缺席,县教委、经委、科委等21家单位“一把手”用“替身”参会。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向各乡镇、县级部门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 随后在10月18日、20日晚的奉节综合新闻节目中,25位缺席的部门一把手,分别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作了公开检讨。 记者在采访奉节县这场肃吏风暴时,来到了奉节县民政局。当记者走到该局五楼503室时,只见门开着一条20余厘米宽的缝隙,里面一位官员一边和一名来访者谈话,一边正聚精会神地打着网络游戏“斗地主”。 记者随即拍下了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镜头。当来访者走后,这位官员在网上“斗地主”的兴趣依然很浓,全然没有注意到记者正在拍照片。 当记者拍完照片敲门走进这位官员的办公室,询问其局长办公室在哪里时,这位官员回头指了一下“就在旁边的办公室”后,又专心地打起网络地主来。 记者随即来到501室——副局长办公室。当记者将拍到的照片出示给这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称,打地主的是该局纪检组长,叫陈××。 这位副局长同时称,此时是工间操时间,打牌也没什么。但这位副局长却坚持让记者把照片删除,声称:“怕传出去对局里影响不好。” 当记者随后采访纪检组长陈××时,陈××称,从10:00到10:40是全县的工间操时间,他是在做完两套工间操后,看还有5分钟,才在网上斗起了地主。他同时称,工间操时间“斗地主”没有违反规定,是允许的。 在25位部门“一把手”因缺席会议,被县委、县政府责令在县电视台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讨的第二天,县民政局纪检组长竟然在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这种做法真如那位副局长和当事人所称“是允许”的吗? 为此,记者于当天下午采访了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县委办主任罗启辉的秘书金礼德、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等相关领导。 据县委办公室的人员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这位工作人员称,该县的工间操时间是从11月16日开始,目前尚未执行。 奉节县委监督室副主任陈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肯定是不允许的,更是违规的。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监督科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称,纪检组长上班“斗地主”,肯定是违规的,如果一旦查明属实,将作出严肃处理。 3.工作尽职尽责,本是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摒弃游戏作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底线与分内职责,也是劳动纪律的基本要求。 但长期以来,一些机关玩乐成风却成了久治难愈的“顽症”。前有奉节民政局纪检组长上班时间网上“斗地主”,现又有重庆渝北双凤桥街道办职工上班打麻将,足见一些机关公职人员工作作风散漫的现象已十分严重。这样的“公仆”,怎可期待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纪对机关工作人员作风有明确的要求,群众舆论对人民公仆的作风充满期待。但为何这种上班打牌、玩游戏的现象一直没彻底改变呢? 其实,对照法律和单位规章制度,只要认真执行,克服这种怪现象并非难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精简臃肿的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工作局面;如何让正确的执政理念、服务理念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和每位工作人员的心,让法律、制度硬起来?如果机构、人员配置合理,公务员工作量饱满,领导作出了表率,问责动了真格,掀掉玩游戏官员的官帽,看以后谁还敢上班不干正事? 应该说,“机关病”缘于“机制病”,对此,不能光靠下级行政员工的公务操守与官德自觉,也不能光靠上级督导官员的个人意志与铁腕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现代政治责任理念建立问责制度。让问责机制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让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根本混不下去。 4.2009年7月28日下午,网友在大河论坛发帖,痛斥淮阳赏荷月期间,当地交警乱收费,车主被逼当街下跪一事。淮阳县公安局于29日凌晨2点55分通过大河论坛,就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目前纪委和督察人员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当事“执勤人员”已停止工作。 7月18日,荷花节开幕当天,节前淮阳交通巡警确保荷花节期间仪容整齐、文明执勤等掷地有声的社会承诺还言犹在耳,但记者在淮阳街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刚一通过,主要路口的交警有的不见了踪影,有的缩进了路边的警车当中,对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熟视无睹。 当天晚上,在淮阳县城最繁华的区域,几名民警坐在警车中闲聊,舒服不过倒着,一位民警干脆脱掉鞋子,把脚架在了前排的座位上,躺倒在座椅上。 7月19日,在淮阳县城北关汽车站对面的一幕更是让记者气愤不已。一位骑车拉炭的人被三个既没有肩章、又无警号的所谓民警以查车的名义拦下,车主在下跪未果的情况下,买烟交钱才要回被扣的车辆。记者通过对周边商户的调查询问得知:这三个所谓的民警每天都在这里查车,被查扣车辆的车主可通过一个跟三人关系不一般的中间人老金,给老金一定数量的手续费,然后由老金协调给三人一些费用便可解决。 站在淮阳街头,淮阳城区随处可见无运营资格的面包车,随便用纸板写上“上车一元”的标志就融入了运营车辆的车流,狭窄的街道上触目可及的是乱停乱放的车辆和红绿灯下混乱的交通秩序,这丑陋的一切与美丽的荷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睹此状,真不知道欲以荷花为媒,把淮阳打造成旅游名城的领导者如何感想? 5.据海口市琼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黄茂兴介绍,2009年7月6日上午,海口琼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某与另外7名队员,从6点30分开始上路执法,在大园路一带对占道经营进行治理。此间,王某一朋友打来电话称给其送结婚请帖,王某表示正在上班,晚一点联系。上午近10点左右,当班工作结束后,王某与7名队员一行8人来到府城某茶艺馆喝茶,并与朋友约定取喜帖。督察组在府城大园路检查时发现,王某和队员离开工作岗位,穿着制服到茶店喝茶,立即对此展开了调查。 黄茂兴表示,虽然王某与其队员是在当班工作完成后到茶馆的,但仍属在法定的正常上班时间内擅离工作岗位,不认真履行职责,而且还穿着制服进入茶馆,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依据《琼山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奖惩办法(试行)》等规定,决定给予王某行政警告处分,并停职检查、通报批评。 同时,与王某一起在法定正常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岗位的黄某、李某、潘某、吴某、梁某、郑某、劳某等7人,也被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6.辽宁省丹东市电视台“马上就办”专栏组接到的群众咨询与投诉主要集中在相关部门对解决群众投诉的效率低及办事拖拉、三产扰民问题、部分区段的环境差问题和个别居民小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护等问题上。 有市民投诉:“现在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下了!”他们已就楼下门市私拆乱改投诉几个月了,执法部门也来现场察看过,至今也没给这种违法违章行为作出认定与处理,一打电话就是“正在研究、调查”,结果楼下门市从容弄虚作假,相继骗取了环保与工商部门的许可与证照。7月底,记者曾就丹东市振业区山上街人防路17号楼的楼院地面低、雨天积水难行问题向相关管理部门作了反映,接待人员答应联系物业并去现场查看,并于一周内给“马上就办”回复,可是记者等了多日也没听到回复,再次打电话咨询得知:人还没去呢。怪不得老百姓对有些部门的办事效率不满意。 7.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与此同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问责风暴”让河北省的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就调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2009年2月13日,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这样语惊四座的一席话,拉开了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序幕。 5个多月后,一组数据为张云川的“狠话”做了注脚:由于不作为、乱作为,河北共有1000多名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河北省省委书记坦言:“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但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依仗职权吃拿卡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张云川大声痛斥少数干部权欲重、效率低、乱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光有“唱功”没有“做功”,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数字游戏。极少数机关干部无视工作纪律,竟然在上班时间擅离职守、打牌赌博,上网打游戏、炒股等。 “我觉得心头一震,觉得这番话点到了许多干部的痛处。”回忆起当时参加会议的情景,河北省委办公厅干部解智峰说。 也有人担心: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办事效能低、服务差,几乎是所有机关的“通病”,并非河北独有。这样“高调”地自揭家丑,会不会影响自身的声誉? “我知道整顿干部作风就像捅了马蜂窝,非常艰巨棘手。”张云川坦言,“我也曾考虑,如果把问题捅出来,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听后会不会害怕,河北的声誉和发展环境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调查发现,在河北,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要盖166枚公章,交54项费用。张云川痛心地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除非是来挖金子,谁还敢到河北投资,谁会到河北投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个丑必须要揭。” 8.记者从海南省纪委获悉,乐东县在对机关和行业纪律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中指出,一些干部职工有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打牌、打麻将的现象。 据了解,乐东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督察室和县直属单位工委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全县11个镇(包括七所八站)和80个机关单位,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明察暗访的方式,围绕着干部作风和部门纪律作风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的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指出,大多数单位工作开展比较正常,上班秩序井然,不少单位还确定了值班领导。 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部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上班不佩戴工作卡;部分机关单位不健全考勤制度;存在干部职工上班迟到、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上班时间到酒店、茶楼用早餐、喝茶,甚至是打牌、打麻将的现象;存在周末提前离岗的情况,尤为突出的是星期五下午不同程度地存在早退现象;存在干部职工因私事擅自离岗不请假不报告的情况;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依然存在;有关单位存在没有及时转送、交办信访件的情况等。 通报认为,有些职能部门、窗口单位工作效率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和干部工作作风存在问题,有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在基层甚至是萌芽状态就得到解决的,但个别单位敷衍应付、推卸责任或是把责任上交,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群众多次上访。 9.2009年8月26日,湖北省宜城市委四届七次全会下发《关于实施八项制度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实施政策业务考试制度、绩效督察制度、述勤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纪律抽查制度、书记谈话制度、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着力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过硬的作风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凝聚更强的发展动力,推动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2009年初,宜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年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四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翻一番、奋力冲刺全省综合经济实力20强”的科学发展奋斗目标。 “目标一旦确定,关键在落实,核心靠干部。”宜城市委书记朱慧说,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党群关系的亲疏、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的进度…… 通过问卷调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该市认真收集梳理出了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思想解放不够、学风不实、能力不强、办事拖拉、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等问题。 “干部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事关事业成败!”朱慧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干部作风总体是好的,但在个别部门和部分干部中仍存在办法少、玩性大、拖劲大、眼眶大、标准低、借口多、自律差等严重影响队伍形象、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确保作风建设动真格、见真效,宜城在出台“八项制度”时,充分考虑了其可操作性,着重突出了问责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该项制度要求纪检监察部门全面系统地掌握和分析干部作风状况,根据干部学习和考试平均成绩,述职述廉和民主测评结果,群众反映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来信来访数量,纪律抽查结果,绩效督察结果,警示谈话和信访约谈次数,完成急、难、险、重工作任务及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情况,所在单位集体和个人获奖情况,责任追究问责情况等九个方面对干部作风作出定量及定性的客观评价。在对干部评先表彰、奖励、提拔和重用之前,纪检监察部门须对干部作风进行评价并形成书面意见,供常委会决策参考,同时建立干部作风档案予以记载。 干部作风评价制度还规定,对以上九个方面定量评价有突出问题或因个人作风不实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因本部门的拖拉影响重大工作进展,因工作不力未按时保质完成工作目标,为了小团体或个人利益严重污染经济发展环境,因个人作风问题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的,一律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被定性为“作风差”的干部,除公开通报批评外,责令辞职。 宜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孙纯科介绍,在责任追究上,凡违反八项制度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违法的,同时追究其纪律和法律责任。 其中,对政策业务知识考试连续两次统考不及格或抽考一次不及格的,给予通报批评;在绩效督察中,对发现违反限时办结规定、2次挂牌督办、未完成绩效工作目标且考核排名居末位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半年、诫勉一年处理;在述职述廉测评中一次不合格、连续2次不合格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引咎辞职处理;对在纪律抽查中,一年内2次或3次以上缺岗的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处理;对经书记谈话教育后,没有认真预防或纠正问题,出现类似问题进行第二次谈话的,给予通报批评。 10.2009年4月,湖北孝昌县根据该县出台的《孝昌县无为问责办法(试行)》,对15名无为干部实行了问责:诫勉谈话7人、通报批评4人,调整工作岗位3人、免职1人。 《办法》规定了以下八种情形应追究干部的无为责任: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的;没有完成责任目标和指定任务的;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不改选承诺、推诿扯皮的;不思进取、消极懒散的;精神不振、作风疲沓的;服务意识淡薄、作风粗暴的;监管、处置不力,办事不公的;等等。《办法》规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初步核查:个人或组织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投诉;上级领导的批示、指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建议;执法监督机关提出的建议;新闻媒体曝光的重要问题;工作检查中发现的重要问题;各种评议、测评、考核结果及其他信息反映的重要问题。经初步核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的,启动问责程序。纪委和组织部成立调查组,在30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由无为问责协调领导小组作出无为问责的决定。 根据《办法》的意见,每半年要对工作进行检查核评,对查实无为的官员进行问责。从6月下旬开始,县纪委和县委组织部联合进行了核查,全县共查处干部无为案件12起,对15名干部实施了问责处理。这对无为官员本人是教育,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有很大触动,有助于解决干部队伍中懒散惰性、怕吃苦、思想僵化、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联系实际,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证恰当,语言流畅,字数在1000字左右。
问答题(三十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是幼儿园校车严重超员,在大雾天气下逆向超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这起事故震惊全国,引起人们对校车安全的普遍关注。一系列校车事故进入人们的视线: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江西贵溪滨江乡洪塘村合盘石童家村小组一辆幼儿园班车侧翻坠入水塘,该7座面包车上载有17人,事故导致11名儿童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2.某电视台访谈节目摘录。 记者:能谈一下政府购置校车的经费问题吗? 专家Y: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远,回家要坐车,这是学校布局调整合并的结果。政府不肯把学校布置那么多,布置学校多要多花钱,政府想少花钱办教育,甚至不花钱办教育。校车购置和校车运行都需要经费,他们也缺少更多的经费用于校车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实行以县级财政为主,而在中西部的不少地区,很多县的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了。 记者:校车安全事故,应该向哪个部门问责? 专家Y:校车管理现行的是共同管理共同负责,校车究竟隶属哪个部门管,在公安、教育和交通等部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权分工。 记者:校车安全,是否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被提及? 专家Y:《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谈到了学校安全,但都没提“校车”俩字。“学校安全”指校园内安全,但校车运行是校外,这都没提。 记者:对于校车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专家W:“全国校车安全工程”一方面靠政府引导,一方面靠市场运作。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路线则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予以财政补贴。同时,对校车生产厂商和校车运营方则给予政策性优惠,比如对校车主要零部件可减免税收,校车运营所得税部分减免等。 3.在美国,校车有优先通行权,所有车辆必须自觉避让,甚至总统的“座驾”也不能例外。可以说,校车的待遇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 1910年,美国大约有30个州开始运作校车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全美的校车运载了至少5亿名学生,乘车上下学的12年制学校学生占到了整个在校生总数的54%。 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40倍。美国的校车上有一个写着“STOP”的标志牌,当校车一到达目的地,司机就会将它显示出来,这时校车前后各25米的车辆要全部停下,对面车道的车也要停下。如果校车停下来之后,后面的车超越它行驶就是严重违章,会对肇事者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有的学校给教师增加10%工资,要求他们放学时送孩子上车。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有500项之多。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法律规定,小的校车容易受冲撞出事,因此在它的每个座位上都配有三叉安全带;大校车虽然比较安全,但也装有防撞安全装置。校车对司机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上下车司机要核对名字,不得疏漏。校车管理部门发现每星期的前三天最容易出事,就针对这一时段做“重点突击”。 日本各幼儿园和小学明确规定,校车上除司机外,还得有两名全程陪同的指导老师,有时是学校里的生活老师,有时候是自愿做义工的家长,帮着照顾孩子。 日本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只得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4.位于贵州中西部的黔西县,素有“杜鹃花之都”的雅称,在这花丛包裹中的大山深处,有一些学生每天上学来回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常年吃从家中带来的土豆、苞谷饭、炒玉米,有些甚至吃不上午餐,饿着肚子只能喝些生水,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黔西县山区学校万余名师生,因学校没有食堂,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因离县城最远,这样的问题在花溪乡尤为突出,“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曾多次为学生们的午餐问题犯愁,但苦于资金、物质的匮乏,更多时候只能“有心无力”。方坤友说,他曾对没有吃中饭的学生做过统计,全校169名学生中,有104个学生是没有午餐吃的,“上学需要花费40分钟,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如果孩子在路上耗费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就不能正常用餐了,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会回去用餐。” 方坤友有些无奈,有些孩子只能带一些玉米或冷饭。他举例说,如果下午有体育课,哪些孩子有没有吃饭就会直接从状态上体现出来,吃饭的孩子上课会表现积极一些,没吃饭的孩子一般不想动。 2011年4月2日,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加入到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山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成为第一个试点学校,成为“免费午餐”的样本。 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11年10月底,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投入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 同时,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营养改善试点。中央财政给予奖补。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 5.201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中国弱势儿童群体数量中,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五年间增长约24%。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504.3万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估计2010年底,约有49.6万~89.4万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G市较早便在各区(县)分别组建了一只专门的搜救队伍,对流浪未成年人及街头生活无着流浪人员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小贵就是2012年12月的排查中被救助的儿童之一。父母离婚后,由于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已经流浪了一年。由于小贵不是本地人,G市救助站要将小贵送到户籍所在地救助站。据小贵回忆,救助站的人把他送上回家的车,留下他一个人回家。家中已经没有人,房子破败、落满灰尘、也没有吃的。当天,小贵就一个人爬上一个大货车来到G市流浪。记者采访了解到,像小贵这样反复流浪的儿童不在少数。自2012年1月至11月底,G市“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共救助流浪未成人797人次,而由亲属接回的只有203人,只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一些孩子反复说自己“我没人要了”“我是孤儿”……但救助站不是儿童福利院,对救助站来说,他们只想将这些“幼无所依”的儿童尽快送回“家”。一名工作人员说,有的孩子甚至一年就送过七八次。“救助站只是临时救助的地方,但同时,按政策也无法认定他的孤儿身份,福利院没法收养,”救助站副站长杨学萍说,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法监护人来认领,G市救助站只能再次把他送回原籍。 江苏沭阳县儿童福利院,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正在给近20名孤弃儿童上音乐课。一个名叫小明的男孩,随音乐点头,天真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尽管还不到两周岁,他却已经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两年里,被遗弃、被寄养,再到被养父放弃。沭阳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回忆说,2011年春,男婴出生不久即被遗弃,由于无法查找到他的父母,只得经公安机关办理手续,送到县儿童福利院,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儿童福利院度过。2012年年中,一位家住沭阳乡下的盲人强烈要求收养这个孩子。然而,作为一名单身盲人推拿师,身体和经济状况并不符合收养的相关条件,福利院考虑到由家庭抚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成长,几经思量,按照相关要求,将男孩寄养给这位盲人。“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寄养人就将孩子送了回来,原来是知道孩子目光呆滞、反应迟钝,而且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症状愈加明显,担心孩子‘不正常’。”,沭阳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科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有着类似“坎坷经历”的孤儿远远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院里几乎见不到,那些患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孩子被遗弃的可能性较大,一般也难以得到家庭收养。”沭阳县民政局副局长仲其清说。“这些孤儿已经经历了被自己的生身父母第一次抛弃,不应该再被社会第二次抛弃。”仲其清说,政府有责任对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实行“兜底政策”,尽量为这些孤弃儿童提供医疗、教育及就业的机会。目前对此的重视和投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6.2013年1月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事故发生后,袁厉害因为非法收养弃婴,已经被公安机关带走。 袁厉害是兰考县的一名村妇,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开始,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经工作结婚离开,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在公众的眼中看来,袁厉害称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执著地收养弃婴,并几乎以一己之力养活他们的好人。虽然她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称不上太好,但至少可以让他们解决基本的温饱,并在心理上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办起来的“孤儿院”,终究会有维持不下去的那一天,命运通过这样一次惨痛的意外终止了袁厉害的善举。为什么好人会好得如此艰难,为什么好人在意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呢?与袁厉害类似的民间慈善除了灰色地存在或被取缔,就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吗? 我国法律对收养条件与程序限制较多,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困难重重。据民政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其他途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是客观事实。于是,像袁厉害这样的“不合格”收养人很普遍。对此,政府的常规做法,一是规范引导,二是提供可能的帮扶。 兰考县救助站站长聂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民间收养行为是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对于类似草根慈善行为国家一直持鼓励态度。不过,要获取一份孤儿生活补助并不是易事。W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称,现在相关的民政机构对孤儿的界定非常严,不利于弃婴获取补贴及资助。 以H省L市为例,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必须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H省儿童福利证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时,还应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等多种材料,待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将信息及时录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并对批准认定人员发给全省统一印制的儿童福利证,持证人员才可从民政部门每月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一旦缺乏监护人,或者当地相关部门不主动作为,孤儿便无法获得身份认定。 有研究人员称,目前,中国对家庭寄养福利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税收,还未能形成高效筹集资金的组织,比如西方普遍的红十字慈善会。这不但加大了政府的预算支出,而且,通常政府的拨款要经过条条审核,使得资金下拨时间过长,不利于解决福利事业的燃眉之急。 7.2012年1月19日,王家玉带着他的“孩子”们搬离了他守护了18年的院子,这个院子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孤儿院所在,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的王家玉孤残儿童福利院就此终结了它的“民间”身份。 事实上,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的儿童福利院就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只是“新居”的搬迁刚刚完成。“没搬进来前,我老是惦记着,睡不好觉。昨晚睡得特别好。”搬了新家后,王家玉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94年春天,王家玉从街上领回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流浪孩子。不成想,他后来又领回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许多外省的孤残儿童也来到这里。 18年过去了,现年72岁的“父亲”王家玉抚养大了500多个孩子,如今还有200多人需要他的照料。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王家玉,“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 孩子们没户口,入学、就业有困难;七成以上孤儿是残疾或重病,护理医疗支出大;护理人员年纪大,没有专业资质……各种烦恼让王家玉寝食难安。 但是,2010年,颍上县申请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的一笔资金。颍上县决定在西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接管王家玉孤儿院,县民政局成为新福利院的主管单位。 占地40亩左右的新福利院总投资660多万元,面积是原来孤儿院的5倍。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餐厅带有一人多高的碗筷消毒柜,还有孤独症康复室、智障儿童康复室、脑瘫儿童康复室、语言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 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上学的大孩子每两三人一个房间,而学龄前的孩子则每四五人一个房间。 被民政局接管后,2011年9月,原孤儿院中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而次月“转公”后,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元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由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院里原有的工作人员,颍上县民政局也会继续聘用,并进一步补充有资质的专业护理人员。 王家玉也被聘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可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走不开、也不想走,我会跟孩子们到最后一天。”王家玉说。 8.近几年,中国群众性助孤活动日益深入。群众性献爱心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志愿者队伍。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好心人抱一抱孤儿”“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援助孤儿大行动”“爱心同盟”等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这些活动中,众多城市的许许多多家庭或在节假日或在平时将福利院的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使他们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抚。 截止1995年底,中华慈善总会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44个地方组织作为团体会员,总会系统共募集社会捐助1亿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孤儿就业培训和为孤儿实施脱残手术。社会各界关心儿童福利院,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支持儿童福利院不断改善养育、救治和教育条件。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孤儿福利基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仅1994年和1995年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440万元。目前,全国已有8000名孤儿得到入学资助。 到了“十一五”期间,通过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被重视起来。从2006年起,民政部每年从部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2亿元予以资助,地方民政部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要将“蓝天计划”作为重点项目进行资助,加上地方财政的投入,计划用5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投入资金60亿元,在全国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市建设和完善一批儿童福利机构。 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城市都拥有独立儿童福利机构或在当地社会福利机构中设有相对独立的儿童部,新增孤儿收养安置床位约6.5万张。 9.11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位家长在幼儿园接孩子时,收到一份学生、幼儿乘坐学生班车情况调查表,这份由当地教育系统进行的调查明确要求,希望家长如实填写孩子上下学乘车情况,以便对学生班车进行全面彻查,进一步采取安全监管措施。 目前,这样的调查不只在北京市展开。不过,解决孩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只是改善儿童生存、发展状况比较细致的工作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无差别歧视原则、最大利益原则、生存与发展原则、参与原则。其中最关键、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最大利益原则。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著名专家,T教授表示了他的担忧。近几年来,每当严重损害儿童权益的事件出现时,媒体、公众就开始反思、追问、呼吁,但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新的社会热点的出现,媒体和公众就又去关注新的热点,困境中的儿童依旧处于困境。我国儿童福利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开几个会就能解决的,作为一个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儿童权利保护事业需要得到持久关注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问题】 “给定资料”中提到:“要增进儿童的福祉,真正实现儿童利益处于社会核心地位,在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体悟,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 (2)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 (3)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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