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务员
问答题(十八) 【给定资料】 1.“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2.针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结果,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微言大义 @剑逸:何止七成! @黄涟漪: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敢相信哦?可能是骗子太多的缘故,有些亲人的话都信不过,陌生人就别提了,生怕上当受骗! @孟波:出门在外,把陌生人都当骗子看待,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搭讪,更不会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你可以骂我冷漠甚至冷血,身为草根小人物出门讨生活我只会这样对待陌生人。 @亚宾:一老人摔倒,不敢去扶,那是为什么,老人被救反冤枉好人是为什么?其实就是钱,看个病能把一个家拖垮,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不关我事思想,把人变成自私、拜金、不择手段……怎么去相信人? @刘永明:这种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对他人表示警惕和不信任是两回事。中国全民天性都是对陌生人比较警惕。随着国民智识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条件也在萎缩。诚信事件总量其实是在减少,只不过大家觉得多了,是因为现代传媒和资讯的发展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感。 @CHINA: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价值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对外来文明影响因素的取舍。在中国,一旦提及要去相信一个人,首要反应一般是“凭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如今更是以物质多寡、声名是否显赫或金钱是否累累来作为开启人们交往和沟通的前提。 @玉:陌生人不是不可信,只是一个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已,你诚心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待你,相信还是好人多的。现在的世界应该多宣扬正能量,感化堕落的心! @卢锡超:任重而道远,独善其身吧。 @张志刚: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 3.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意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今年2月14日,郑渊洁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发微博讲述一女孩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家长告诉小心被讹。 郑渊洁在2月14日发出的微博原文是——“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截至15日中午已有1万多条转发和5千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在这条微博下面评论,有认为女孩母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从此女孩的爱心被抹杀,又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诞生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老人家属在场情况下,老人家需要陌生的未成年人的帮助,纯属家属监管不力,不负责任;在得到未成年热情帮助下还被家属兼成年童话作家拿到网上说事,纯属没事找事。” 原央视主持人赵忠祥15日上午转发并评论了郑渊洁这条热门微博,不过他并没有批评女孩家长“内心阴暗”,而是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我的天,是你照片重要还是老人安全重要,这样博文也好意思发表!” 4.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两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陌生人社会”,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他这样表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国内社会学家也认为,“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已是无法阻止的潮流趋势。 在“陌生人社会”,必要的风险意识是生存所必需,就像游泳之前要做准备活动一样。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绝不能变成冷漠的社会。而风险意识,也不应异化成过度警惕。“过度设防”的严重后果,就是侵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和谐,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 在“陌生人社会”,如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道新的社会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至。惟有通过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及重建社区人际关系等努力,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 5.诚信,是相互的,不仅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还有陌生人对你的相信。近日,A市一媒体记者走上街头进行诚信调查。记者把诚信交给陌生人,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信任。 在街头,记者向30名市民寻求帮助。 “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厕所,你能帮我看下包吗?”面对记者这样的求助,30名市民中仅有8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记者,超过七成的市民不相信记者的“诚信”。 在他们眼中,记者的“诚信”似乎成为了一个“麻烦”。 还有很多市民虽没有帮助记者看包,但是都建议记者寻找行李寄存处。 “万一你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挺想帮助你的。”一名青年说。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记者请教了某大学教授王春勇。她认为,记者送出“诚信”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相信和帮助,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社会原因讲,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对人们心理产生影响;从教育的角度讲,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主,凡事都会考虑自己多一些,常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营造相互帮助的社会氛围,提倡诚信待人。这种客观环境会影响个人意识。其次是培养乐于助人的意识,经常帮别人,等你需要帮助时,别人才有可能帮助你,诚信确实是相互的。”王教授说。 6.在早已完成社会转型的美国,现在的社会信任度怎么样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苑璐说,美国人对陌生人似乎不设防线。 苑璐:美国人对陌生人基本上都很友好,包括借电话、问路、借零钱,都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障碍。我有同学电话丢了,在路上随手抓一个美国人借电话都没有问题。包括有时候去自动售卖机时没有零钱了,周围其他人借给你一两块或几美金,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不奢求你还,这方面的信任度是有的。一次,我逛到下午两点,饿了找饭吃,看到一家小而精致的快餐店,就进去了。里面的顾客还挺多,排队点餐的也不少。我选了一个套餐,它可以送一支罐装的饮料。拿到热乎乎刚出炉的套餐,在餐馆门口的收银台交了款之后,收银员告诉我,在餐馆里面的饮料冷藏柜里自己拿一罐饮料。我来到餐馆深处的饮料冷藏柜前,发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有比较贵的玻璃瓶饮料,也有便宜的罐装饮料,还有各种啤酒等,品种非常丰富。大家都在这里自取饮料,旁边没有服务员看管。大家拿了之后,或在餐馆里用餐,或走出餐馆到别的地方吃。我看见所有人都很自觉地只拿罐装饮料。我特意看了看收银台,那里离饮料冷藏柜比较远,而且有很多顾客在收银台交款,收银员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照看饮料冷藏柜,或者是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照看饮料冷藏柜。 全球华语广播网日本观察员黄学清:日本是个相对安全的社会,一切都很有秩序,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也很和善,所以很多到日本旅行的外国人都比较喜欢日本,不需要太多的戒备心,玩到深夜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日本的网站上,购物都是先付款,店铺和个人在收到汇款以后再发货,人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支付方式,因为极少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雅虎的竞拍上也曾经推出过类似支付宝那种先拿到商品再将货款转给买主的服务,但很少有人使用。 日本看似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可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7%的人认为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而日本只有26%。日本是依靠相互监督和执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的,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会受不了周围的目光,如果不帮助或协助别人,自己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如果说日本是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人人自律的社会。 7.某网站以“如何提高社会信任度”为话题,组织了一次讨论。 网友Alex:“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和鼓励,让坚持诚信者不吃亏;另一方面,对不诚信者,则应加强惩罚力度,通过曝光、行政处罚,甚至法律追责等手段,使社会成员和机构无事不信,无时不信。 网友feifei:要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特别是关注社会负面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能量。而消解负面情绪要依靠对正面情绪的激励,并逐步建立起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 网友spring:对于社会不信任问题,绝不能总将板子打在社会制度上,还必须得从社会成员自身找原因。其中,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共道德和责任感,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每一个国人都痛恨腐败,且深知社会不公的危害,但在具体情况面前,又都渴望得到特权的照顾,希望凌驾于公平公正之上。殊不知,社会不信任、社会公德和法律尊严被践踏,就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人人都指望“我可以骗你,你不可以骗我”这种自私狭隘的思想造成的。因此,自省和反思,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 网友冬之花: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对其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的滥用,一旦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得到加强。 网友petter: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8.在机场委托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将一本护照带给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人,你能放心这么做吗?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的吕小姐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吕小姐正在上海的机场准备返京,被一名陌生中年男子叫住,“说女儿在北京,隔天要出境出差,却把证件落在家里,快递已经来不及,他本想自己亲自飞过去送,机票昂贵,恳请托付我带过去。” 听到这个委托,吕小姐“几乎是受宠若惊地应承下来”,“和女孩通了话,下飞机就送去给她,就为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这件事被发到微博之后,短短一小时,就被网友转发3万多次,评论高达7千多条。这种陌生人间的信任感动了无数网友。新浪网友“杨婷婷”说:“有点感动!泪花都出来了。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实在美好!”腾讯网友“向晚”感慨,犹如一缕清新的风穿过雾霾的天空。 也有网友开始反思,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信任危机”。一名新浪网友说:“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不是寻常小事吗?如今却被如此追捧,是不是因为太稀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陌生人的微笑与搭讪变得戒备森严,时时教育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一名新华网网友提出疑问,“要重建一份坦诚松弛、温暖相助的社会氛围,还需等待多久?又该从何做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11月的一项调查也许能给出答案。调查显示,91.0%的人承认陌生人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很普遍。但依然有86.7%的人愿意向陌生人传递善意。61.7%的人表示,自己传递善意就能“唤醒更多人的善意”。 “被陌生人信任就是一种福气,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福气。在当下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我愿意从我做起,把这种福气传递下去。”一名新浪网友留言。 9.信任度的下降,是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企业来讲,信任度下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侵犯商标专用权、生产经营劣质产品、合同欺诈、虚假承诺、有约不遵、乱收费、相互拖欠赖账、三角债等等。 信任度的下降危害极大。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企业自身的不诚信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蓄意逃废银行债务,导致银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贷款采取谨慎、回避的不积极态度。长期如此,企业融资当然是难上加难。另外,现在不少人都在谈论仇富心理,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少数企业为富不仁、不守诚信、唯利是图,漠视农民工切身利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矛盾激化,引发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事件,使企业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诚信缺失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信任度的下降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增大,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企业信任度的下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诚实守信是贷款的基础,是经营发展的基础,如果最基本的诚信关系都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企业诚信缺失制约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诚信缺失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在一些企业,不守诚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犯罪和滋生种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内外串通、吃里扒外的恶意经营都被不守诚信掩盖了。 10.去年底,连续的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政府风雪中为在国道上滞留的大货车司机免费送饭,部分司机怕受骗不敢接受。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所以我们还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真希望司机师傅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为我们节省出时间自救。” 在人们谴责道德滑坡、期盼爱心回归的时下,各级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发挥其良币驱逐劣币、引领社会风尚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对于被阻隔于风雪路的司机而言,每一份盒饭都是一颗滚烫的心、一片真挚的情、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份温暖的关怀。司机王师傅为此感叹:“我做梦也想不到滞留在这里,还有人送吃的,居然一分钱也不收,首都人民真好啊!” 不过,在雪中送炭成为风雪路程主色调的同时,也不乏值得关注与反思的小插曲。部分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使得送温暖的同志还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究其原因,不仅基于他们对“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常识性认知,更缘于其心悸上当的惯性戒备。其实,这份过度敏感并非多此一虑。就在京藏高速上,的确曾发生了个别村民将一袋方便面卖至20元的情况。也许他们可以在为滞留司机送餐服务中获得适当利润,但乘人之危的卖高价难言正义。由是观之,政府的雪中送炭更显得意义不凡。政府多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社会就少一份“趁火打劫”的暴利。而让人们消释疑虑的治本良方便是社会爱心善举的常态化。 【问题】 从给定资料出发,结合实际,以“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正能量’”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紧紧依靠给定资料,角度新颖,主题正确、集中; (2)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准确、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二十二)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二十六) 【给定资料】 2013年1月15日下午,在湖南省×县S镇B小学,一名男子翻过围墙进入校园,手持凶器将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刺倒在血泊中。校长杨某听到师生的呼救声,立即奔赴操场,安排把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奋不顾身追赶行凶歹徒,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以身殉职。 据介绍,杨校长1980年参加教育工作。从教30多年来,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师”。2006年担任校长后,他更是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视教育为自己事业的全部,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全部。 1月17日,教育部作出决定,追授杨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向杨校长学习。 中国教育部官方报纸评论员文章称,杨老师践行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是继“最美女教师”之后的教师楷模,令人由衷感佩。 【问题】 假定你是X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在当地报纸上为杨校长写一篇宣传稿。 要求:表示哀悼,介绍事迹,勉励后人,400~500字。
问答题(三十五) 【给定资料】 1.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对此冷眼漠视,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由此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0时32分离世。 10月20日上午,陈贤妹获得佛山市南海区文明办等有关部门分别给予的5000元和2万元的奖励。陈贤妹一开始表示拒绝这些物质奖励,但又担心不收钱背后又有人议论自己“装清高”。最后,在众人的安慰和劝说下,陈贤妹收下了这笔钱。在奖励仪式上,记者抓拍了一张陈贤妹的照片,陈贤妹看钱的眼神,是路人看小悦悦的眼神。 2.2010年12月15日下午1点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他拨打120,救护车赶来抢救半个小时后,宣布其父死亡。 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亲自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2010年12月26日,杭州。61岁老太坠河,很多人目睹事故发生,72岁的老大爷朱阿毛以为救人轮不上自己,但等了3分钟,桥边聚集了近百人,却没人现身救人,“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3.救与不救,发人深省。“此前有法官判决搀扶老人过马路的大学生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当时就有人预言:以后谁还会再去搀扶受伤的路人?”律师拜金良一针见血地说,最近一再发生路人受伤、倒地无人搀扶事件,就是这种预言的真实表现。有评论认为,“彭宇案”确实起到了一个标杆性的负面效应,让很多场合下一些本想伸出援手者退缩,但如果把所有冷血的举动及其意识深处“不要惹事”的心理暗示,均归咎于一个糊涂法官的判例,无疑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 知名时评员司马春秋表示,小悦悦事件中,18个路人其实并不值得批判。“这么多人都这样,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现状。把板子打在这18个人身上,会掩盖对这件事更深入的反思。”司马春秋直指,此类事件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要杜绝这类事件,关键在于从政府层面给予保障,“交强险里有一项,是交通救助基金,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启用。” 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博士则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知名律师朱永平提出,像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等“道德立法”,都需要谨慎,“除了警察、医生有法定的义务救人,别的人都不算救护义务的特定主体。见死不救入罪现在还不成熟,可能会扩大打击面,得不到实际执行”。 4.美国有两项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 《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都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 《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明尼苏达州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法律要求成年前必须掌握基本急救知识。幼儿教育的三分之一是儿童对危险的认知和规避。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5.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不少人认为做好人难,因为做好事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做好人不但没有法律保障反而会被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凤毛麟角。”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这些挫折都折射了转型期社会道德失范、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现实。 刘伟全认为,公民道德建设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为做好事、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做“恶”者严厉惩罚;国家要制定道德奖惩制度,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提倡正义、鼓励正义、严惩恶行,尤其是对见死不救的,先以教育为主,恶劣的不仅要罚款还要入狱。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中国好人网创办人谈方教授认为,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有必要。但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特别是严格执法,从搀扶老人的彭宇案等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守法、有法不依,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但有些执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甚至不作为。“恶人冤枉好人,把好人挤到悬崖边去了,好人被迫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对反咬一口的恶人却没有追究责任。”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敲诈勒索罪、侵害名誉权等条款,他建议要对事件中的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自然地化解了。 6.如果你独自在一间屋子里,似乎闻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然后看到从门缝里飘过来一缕缕黑烟。你会怎么办?有人立刻会说快跑啊,打119啊……那么,如果你在一间大报告厅里,里面坐满了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可是其他人泰然自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又会怎么做呢?你得先东张西望犹豫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鼻子和眼睛出了问题,可能还得再掐自己一下,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就是著名的“旁观者效应”。上面就是John·Darley和Bibb·Latane在1968年前后做的一系列实验之一。那些“泰然自若”的人都是他们的托儿。他们发现在场的托儿越多,被试者反应越慢。类似的实验他们还做了好几个,比如让一个被试者和其他人通过电话交谈,然后电话的另一端假装癫痫病犯了。如果被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跟他通电话的话,他会迅速报告。你一定猜到了,如果他以为有很多人一起通话的话,就可能缓报或不报。心理学家们发现,人们常常要以别人为参照物来定位自己,通过观察别人来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所以这就导致了多人在场时反应会变慢。同时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做,自己就不做了,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所以也就没有人报警了。这就是从众和责任分散效应。 7.南昌街头一群农民工合力抬起交通肇事车,为抢救车下受伤女孩赢得宝贵时间,这是10月19日发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感人一幕。“他们的爱心义举不仅拯救了生命,感动了公众,更弘扬了社会道德与良知。”事情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众多中央级媒体关注采访,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同样是飞来横祸,同样是十几名路人经过,佛山的“见死不救”与南昌的“见义勇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为佛山18路人的冷漠揪心、灰心时,幸好还能被“南昌精神”温暖着、感动着。 8.近日微博爆料称,一位“北大副校长”对学生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要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种被网友誉为“撑腰体”的表态火暴网络。北大的“撑腰体”一出,多个版本的“撑腰体”也迅速出现并掀起一股网友造句风潮。 一些专家认为“撑腰体”实际上是“扶德体”。我们是要“扶起摔倒的道德”,道德有了社会力量的靠山,个体没有了行善风险,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类似的表达不单停留在网友的调侃上,而大有成为全民版本的趋势。成都一家公司就贴出通告,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合肥一些律师表示愿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持。 9.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已于近日揭幕,54人分别荣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称号。自2007年以来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全国累计有2.87亿人次参与评选投票,共推荐候选人11.28万名,其中900以上是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学生和军人。主办部门通过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而且开通报纸、网络、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方便了群众的推荐、投票和监督,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同时也扩大了道德模范的影响力。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自从开通了新浪微博后,人气直线上升,排名已经进入前100名,“粉丝”达290万。 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3年以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拿出415万元,直接帮扶了42名全国道德模范,还协调帮助道德模范解决就业、上学等方面的困难。各地以奖励、补贴、捐助等形式资助各级道德模范达3.3万人次,帮扶资金为1.19亿元,让道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 10.10月25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限娱令”,要求上星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黄金档娱乐节目每周不得超过两档。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各省级卫视负责人表示,将遵从指示调整节目安排。 广东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南方网为主要支持网站,链接各地级市区域网站,围绕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热点、难点,组织网络大讨论、网络大讲堂、网上评先进、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关注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他们依托手机开辟学习平台,每天早晨为移动用户免费发送名言警句、经典广东、开心一刻,利用手机电视、彩铃、新闻早报等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河北农业大学作为百年老校,始终把“青年兴则国兴,青年道德高尚则社会稳定发展”当做工作的目标。他们将继承太行山精神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用图书、影视、讲坛等形式,让太行山精神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 11.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卫生部于2011年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同时发布的指南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预防室副主任说“遇到老人跌倒时,既能勇于伸出援手,又能科学救助,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老人跌倒造成的死亡和伤害。” 12.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问题】 “给定资料7”中提到“南昌精神”,请你结合“给定资料”,以“弘扬南昌精神”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思想深刻,观点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十六) 【给定资料】 1.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去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周和平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要抓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2.梓潼作为较为典型的丘区农业县,由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很多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能充分建立,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该县文化馆现有活动场地不足500平方米,与国家规定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该县文化馆观基本没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需的各类设施设备。比如:音响、乐器、服装、灯光、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在开展活动全靠一双手,一张嘴,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近年来,该县虽然逐步加强了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存在着较大困难,历史遗留下来的乡(镇)文化站人员的问题、阵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某县大部分乡镇无一所图书馆和书店,也无图书报刊,更无钱订阅图书报纸杂志。仅有的一所县图书馆,近l0年来新书购进很少,藏书量普遍不高,现藏6.8万册,而且多为旧书,利用价值不高。全县累计发放借书证数只有1454个,图书流通人次为1.4万人次。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之中,全馆无计算机等设备,无法提供电子网络信息服务。据对百户农民的调查,2004年农民每年用于订书报刊物人均24元,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书籍费,农民对书报刊物的投入非常有限。 某县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仅仅是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很少下村辅导。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上目前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参与活动不够,对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3.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乡各级财政财力有限。2004年县财政收入完成23616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l9053万元;财政支出是23476万元;从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体现在县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支出结构不合理,可用财力少。县财政拨入文化部门l31万元,占县财政支出的0.56%,连1%都不到,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县里只能采取“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改革”的措施来维持全县的运转和社会稳定,故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严重“贫血”。 该县现有的25个乡镇文化站中,共有人员31人。财政拨款收入为31.9万元,支出也为31.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0.7万元,公用支出1.2万元。经费仅仅是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业务经费缺乏,人均每月才35元,根本谈不上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县文化局一年的业务经费预算6万元,平均每月才0.5万元,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全县25个乡镇广播电视站中,共有人员31人,实际在岗29人。纳入县财政预算的有2人,其余的主要是“以网养人”,每户每月仅收l0元,仅仅保住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4.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已突破“狭义”的文化范畴,延伸到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联系协调不够,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政,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对农民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不能集中开展,公益性文化的职能不同程度受到削弱。 如今在一些农村,每到冬闲时节,由于缺乏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许多农民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看一些低俗的色情表演。有记者去一个著名旅游地采访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结果发现,该村的文化站里有十几桌人在打麻将,原本进行皮影表演的房间,已被外地来的“劲爆现代歌舞团”租用。记者晚间观看了这个歌舞团的表演,发现所谓“劲爆”与“现代”,无非是一些年轻女子,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把自己脱得近乎全裸,疯狂地扭动肢体而已。记者问一个观看表演的年轻村民:“这个村以前出了不少民间歌手,经常有赛歌会,皮影戏也很有名,那是多好的传统啊,这里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低级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村民说:“那些东西好是好,谁不知道好?可现在有哪个要听要看?没人听没人看,好又有什么用!我爷爷就是皮影高手,现在连他自己都天天打麻将、不再提皮影了。” 5.传统戏剧凋零,电影院门可罗雀,文化站名存实亡。近日记者在河南、安徽、山西等省农村采访时看到的这些现象,令人痛心。 据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县乡电影院每年从省电影公司购买拷贝保持在3000部左右,农村每年放映电影20多万场。而2003年至2004年,两年购买拷贝仅200部左右,放映场次也下降到现在的约5000场。这位人士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已经瘫痪。”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痛惜地说,在山西各地,过去是“城镇有戏馆,寺庙有戏楼,村村有戏台”,老百姓“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如今,艺人少了,戏台毁了,许多戏剧也渐渐地被历史尘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三分之二的剧种和曲种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农村文化建设也令人十分担忧。江都市周西镇退休干部老田说:“10多年前,江都市农村乡乡有文化站,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全是农民,一到农闲或春节期间就免费为农民演出当地传统戏剧,深受农民喜爱。”而说到现在,老田则颇感无奈。他带记者来到他所在的楼庄村,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空空当当,啥也没有,飞来飞去的麻雀成了“主人”。老田说,10多年没有演出了,大礼堂也失去了作用。 在晋、豫、皖农村,记者看到不少露天演出场所,在那儿表演的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农闲时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以至赌博成风。 6.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托克托县等地农村,记者发现在家种地的农民目前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晒暖,夏天歇凉”的日子。 据苏主任介绍,因无处消遣,当地农民们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少村子都有赌博点,麻将、押宝、推牌九……花样繁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在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的抓赌活动中,一些被抓的农民被查处后很不服气,甚至还不满地说:“连牌都不让打,那让我们干吗去?” 封建迷信在偏远地区农村也日趋猖獗。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却建得很漂亮,里面供奉着“五道将军”、“龙王爷”、“孤魂”、“河神爷”等神位,有些长年摆着供品,附近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去拜祭。 与此同时,对“电视进了村,节目不姓农”等问题,农民反映也比较大。一些农民甚至说:“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是新闻让地区领导露脸,广告让人们瞪眼,电视剧就那么几张脸,露胳膊露胸,有甚好看的?” 为解决农村电视节目少的问题,托克托县在2005年为农民安装了有线电视,结果因线路不好,只能收几个台,农民非常失望。一些村民添置了影碟机,但是片源有限,大多是武打、枪战等影片,符合农民口味的题材非常少。 一些干部担忧地说,正是瞅着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匮乏,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眼下农民每年的大型娱乐活动就是春节前后集资请戏班子唱戏、办庙会,凑在一起乐乐,其余的时间都枯燥乏味。此外,“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小,内容不活,时间短,有些还走过场,很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7.最近,投资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于开支巨大而让经营者有苦难言,外观保洁一次就得4万余元,而每天维护费高达9万元,投资过亿的冰上舞台由于启用价格昂贵,去年仅使用一次。这样豪华高贵的艺术中心、剧院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成为一道令人尴尬而痛心的“艺术风景”。 既然名为公共文化设施,就得立足于为公众服务,其性质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不配称为公共文化设施,干脆就叫富豪文化设施得了。就以东方艺术中心为例,一套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投资高得惊人不说,单是其对环境要求之高就够吓人的。需要整个音乐厅24小时的恒温、恒湿,光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这类西洋乐器国人大多无缘见识,一般的普通大众更是闻所未闻,很显然,其配置的动机就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而是专为少部分精英阶层准备的。上海全市50%的县级文化馆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仅占总数的l8.8%,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平均面积还不到50平方米(2006年9月1日国家文化部),咱还得提醒一句:城市居民需要好的文化设施,农村居民、离土农民和外来人口等也需要文化设施,在预算文化设施经费时,请给他们多预留一点吧。 8.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乃至部分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思维上将其当成升迁的“跳板”,老百姓的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们对建设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具有雄心壮志。如某省提出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二十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四万余个。理由是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还有的地方由于利益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变成大拆大建和残酷的征地运动,大建村级文化广场、农民小公园、农村篮球场和信息化服务等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建设决非都要“拆旧建新”。大拆大建,非但会使各类传统的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会丧失农村特有的风貌,切断农村的传统文脉,阻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9.近年来,作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文化部2004年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调查,仅浙江嵊州一地,就有民间剧团100-个左右;福建省泉州市有高甲戏、木偶戏、歌舞等民间职业剧团168个,还有数量众多的乐队、民间舞蹈队、家庭文艺队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每年排演的剧目达5000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可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认可、创造票房收入的却没有几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院团还沿袭以前依赖政府生存、为评奖而演出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一些投资巨大、场面豪华的“政绩剧”,不是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所以也往往难免评奖完毕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命运,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团体的生存问题。 10.早就听说德庆农村公共文化开展得好,昨天,借着全市召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场会的机会,记者参观了几个德庆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村,亲身体验到了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风貌。 “怡乐居”:农民自己的“文化天地”德庆凤村镇新生村的“怡乐居”,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幢半旧的平房,里面却“别有洞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整齐地排列着电视、电脑、报纸以及象棋等文体娱乐设施,俨然一个多功能活动室。现在,“怡乐居”不仅有不少娱乐设施,而且有图书近500册,杂志200多册、订阅报纸3份,成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自我教育提高的文化宣传阵地。 古祠堂焕发新活力:有着540多年历史的凤岗镇大村村仍保存着“弼唐书室”、“清任书室”等极具文化气息的祠堂。在“清任书室”内,三面墙上悬挂的红色巨幅“百家姓”吸引人们的眼光。“我们这里现在不仅是古祠堂,还是‘中国姓氏文化展览馆’呢!”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革命历史专栏,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清任书室”作为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这里的古祠堂如今已经成为传承历史和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阵地了!”一位参观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再往里走,悦耳的乐器声传来。原来,是这里的村民在表演粤剧。数十位村民正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一对男女的表演。“怎么样,够专业吧?表演的可都是本村人哦。”一位小伙子介绍说,“大村曲艺队成立4年了,有固定演员30人,都是该村的曲艺爱好者。” 11.在河南省兰考县,记者看到的现象令人鼓舞。深受农民欢迎的贺村合作社,除拥有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种植棉花协会等五六个农民互助组织外,还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合作社负责人王德显告诉记者,当初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我们试着搞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没想到一下子就吸引了50多名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参加。 村里有什么喜事,宣传队马上就组织节目,义务演出。有唱戏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非常热闹。宣传队队长侯玉敏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原来有头疼的毛病,晚上睡不着觉,现在白天文娱活动多了,一到晚上就能睡好觉,头也不疼了。 村支部书记张树利说,宣传队还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工作的问题。比如村里发动村民搞沼气建设,起初群众不了解也不配合,很难推动,合作社就让宣传队自编了一个小品《讲沼气》。演员们自编、自演,就连服装、道具都自己花钱买。节目一演出,不用村里再做工作,农民就纷纷建起沼气池。目前全村707户人家已建起了100多个沼气池。 2005年春节,在贺村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里评选出l0个好媳妇,召开了精神文明表彰会。张树利说:“宣传队给村里的工作帮了大忙,现在村里家庭和睦了,干群矛盾少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 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继平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都要为农民送“文化大餐”,过去的做法是草草组建一个临时班子,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开上“大篷车”送文艺下乡。而县里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后来,县里换了一种思路:第一,取消领导致辞;第二,节目以“平民文化”为主,贴近乡土农村生活;第三,大量吸收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让农民自娱自乐,还舞台给农民,减少甚至不要专业演员。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农民积极参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看演出,场面十分火爆。 现在,兰考县不少村子建起了自己的文艺队。李继平说:“这是一支永远不会走的文艺队。当我再次走进这些村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村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家庭和睦了,村子也有人理事了。” 【问题】 假如上述给定的材料是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以“政策研究室”的名义,用不少于350字的篇幅,概括出一份“情况汇报”,以供领导审阅。 要求:归纳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问答题(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三十三) 【给定资料】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论述和故事,《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民信之矣”,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迁《史记》中的《商君列传》讲了一个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两。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商鞅变法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发生过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将士们匆匆赶到,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诸侯们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美人一笑的花招后,愤然离去。五年后,犬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杀而身死国亡,褒姒也被俘虏。 2.儒家把“信”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烧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就不随母亲去了。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见曾子拿着绳子在捆猪,正准备杀猪,她赶快制止曾子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你怎么当真了?”曾子严肃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长大后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后你再讲什么话,孩子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就不会再相信你了。”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这样的玩笑,于是协助曾子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从枕头下拿起一把书简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是今天还的,再晚也得还人家。 3.公元1069年,北宋全面展开了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变法。其中一项“青苗法”,旨在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北宋时一到春天,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割,地里只有青苗,农民往往向富户借高利贷,等青苗成熟收割后再还本付息。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收成不好,农民只能拿土地还债,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多由此产生。为帮助农民,“青苗法”要求官吏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既帮助农户免除高利借贷之苦,抑制土地兼并蔓延,同时也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青苗法”刚开始执行时,为鼓励“青苗法”推广,各级官吏层层设定贷款额度目标。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少数官吏为了多发放贷款给农民,以显示“政绩”获得绩效奖励,不管农民是否有需求,背着中央强迫农户一律接受官府贷款。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掌握地方官吏如何执行“青苗法”的信息。逐渐,其他官吏担心吃亏,越来越多的官员效仿,于是大量不需要资金的农户被迫向官府贷款,当遇到自然灾害后就只能再向民间借高利贷来还官府贷款。“青苗法”的举措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忽视了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导致执行者对上歪曲改革政策而失信于中央政府,对下强行向农户贷款坑害老百姓,最后“流民无数,天怒人怨”,改革被迫终止。 4.契约,英文为contract,中文又译为合同,英国著名法学家梅英考察了契约的起源和发展,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契约关系在古代就存在。在古巴比伦王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就产生了规范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事关系、民事关系的发展,因而买卖契约、租赁契约、雇用契约、借贷契约、保管契约、合伙契约等契约关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契约法律约束观念基本形成。近代,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契约经济,无论是商事、民事还是政事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世贸组织的建立使契约关系、契约思想进一步向全球扩展。有学者提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规则。在制度环境中,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是正式的制度,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则为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同样约束着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 在美国,一个农场主五岁的儿子不幸身亡。农场主十分伤心,为了纪念儿子,在庄内垒了一个小坟冢。几年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转卖庄园,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他儿子的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买主答应农场主的要求,并写入了契约。时光流逝,墓地上野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土地的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但是,孩子的墓依然完好无损。后来,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当地政府依旧遵守契约,保留了孩子的坟墓,格兰特将军就安葬在小孩坟墓的旁边。一份普通的契约能够维持两百多年,不能不让人感叹。 每个人都有买票乘车的经历。乘客检票进了车厢后,就与客运公司建立了契约关系:司机有责任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2012年5月29日,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从无锡开往杭州的大客车,在途经沪宜高速公路时,一块数公斤重的铁片击碎正在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的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直接击中他的腹部。吴斌在肝脏破裂、多根肋骨折断的情况下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跳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挣扎着站起来,疏导24名乘客安全离开,并且嘱咐:“别乱跑,注意安全。”最终,24名乘客无一受伤。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8岁。吴斌受伤后靠惊人的毅力完成安全停车的76秒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他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中国,被人们称为“最美司机”。“最美司机”用生命履行了契约:安全行车,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5.21世纪初,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损害了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和美国雇员的养老金收益(因为养老金都投资了这些公司的股票)。2002年3月7日,美国总统发表了“增进公司责任和保护美国股东的十点计划”的报告,这是美国政府对大公司财务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十点计划”推动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一轮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对公司信息虚假犯罪坐牢的最长时限增加了4倍,由原来最长的5年增加到25年;除了监禁时间增长,还有经济制裁和非经济制裁;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精确性和即时性;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罚款由原来的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且对判处监禁的期限由原来的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罚由原来的1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有: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高了对外部审计者的标准和要求;公司选择外部审计,必须由独立董事提出;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必须定期对每个客户安排一个新的审计员;注册的上市会计公司除审计服务外,不得再向客户提供其他咨询服务,等等。 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比如,食用农产品多为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小餐饮店、小作坊多,食品产业安全基础薄弱。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薄弱,缺资金缺人员,而且食品安全检测覆盖面不够,拿一个县来说,一次蔬菜检测只有几百个批次,实际上进入市场的却成千上万。面对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上,有两条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建议均被列为重点建议。建议受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人大开展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边检查,边整改”,引发了全省范围的食品安全大整治。比如,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浙江省明确要建立上下对口、权责明晰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制。浙江省去年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突破——建起一个覆盖全省的责任网,全省划出114530个食品安全责任网格,每格150~200个生产户,责任网建成率100%。另外,对食品危害事件,浙江省还发动群众,建立全省统一的96317食品安全投诉热线,24小时不间断受理安全咨询投诉和举报,省市县三级还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2013年,浙江省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列为201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地说,将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加监管能力,在风险管理、电子监管等方面要有突破;推进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深化风险隐患排查,围绕水果蔬菜保鲜剂、水产品中添加孔雀石绿、用工业明胶加工食品等13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另外,对火腿、黄酒、茶叶、蜂蜜、食用植物油等5类浙江传统特色食品,将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6.“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在杭州秀丽的吴山背麓,坐落着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是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手创办的胡庆余堂。是什么让胡庆余堂历经三个世纪成就百年老店?是“戒欺”、“真不二价”等经商理念在撑门立户。胡庆余堂的门楼上至今还悬挂着创始人胡雪岩亲笔所题的“戒欺”匾额,国药号大厅至今还悬挂着“真不二价”的横匾。在胡庆余堂的天井里有只大铜鼎,当时设立大铜鼎的用途是,如果有顾客因其一味药质量不好,要求退换,循店规验证属实,当班伙计就会把整包药扔入鼎内毁弃。一直以来,那只大铜鼎是胡庆余堂人心中质量至上的一根鞭子,一杆秤。 1947年,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厂做推销员,因为他勤劳、创新和业绩突出,很快就当上了部门经理,两年后成为总经理。1950年,22岁的李嘉诚用省吃俭用积下的7000美金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塑胶厂蒸蒸日上,生产迅猛发展,这刺激了李嘉诚年轻气盛、急于求成的弱点,造成他一味追求产量,而忽略了企业信誉的关键——品质。因此,创业不久,长江塑胶厂遭到重大挫折,客户要求退货,银行催讨贷款。李嘉诚深为自己的盲目冒进痛心疾首,痛定思痛,他决定坦诚面对现实,力挽狂澜。李嘉诚的第一招是“负荆拜访”员工、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请求原谅,并保证放宽的期限内,一定偿还欠款。第二招是立即将库满为患的积压产品分门别类,选好汰劣,然后集中力量推销,使资金得以较快回笼,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解决燃眉之急。第三招是利用缓冲的喘息机会,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同时筹款添置先进的新设备,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到1955年,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正是这次反向的动力,使李嘉诚由一个余勇可贾、稳重不足的小业主,迅速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形成了李嘉诚的生意经:做生意要以诚待人,不能投机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 7.刘洪安,今年32岁,身高1.8米,由于患有风湿病,背有些驼。从2009年开始,每天早上,刘洪安都准时出现在保定市高开区银杏路,在他的早点摊前炸油条、卖豆腐脑。2012年春节过后,刘洪安在油条摊上贴了标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炸油条的时侯,他每天坚持用新油,不用复炸油,为此每天要倒掉十几元钱的剩油。为了让顾客监督,他还挂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标语,并贴出验证方法,提供“验油勺”,谁有疑问,可随时验证。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引发围观,网友对刘洪安的做法大加赞赏,亲切地称其为“油条哥”,刘洪安成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还上了央视,一时成了社会名人。201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岔口安全论坛上,刘洪安的发言受到热捧,他说:“我没那么高尚,无非就是三点:从正规油料、原材料公司购买原料;保证每天都用新油炸油条;废油倒进专业回收桶里。我做的只是一件普通正常的小事,那就是用良心经营。” 最初,刘洪安也担心“用好油会增加成本”,但现在,他的小摊最多时三、四十个人同时排队,盈利也比原来多了。他的油条被誉为“良心油条”,一位老人说:“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买‘良心油条’,不仅是为了品尝油条,更是为了支持‘良心’。” 某大学2010级会计班31名同学和2011级ACCA班(全球国际会计师项目班)的101名同学走进考场参加会计英语考试,考场门口,一张红色的会计学院关于“会计不做假账,从考试不作弊开始”的倡议书贴在醒目的位置。和其它考场不同的是,他们的考场没有监考老师,但如果发现任何一名学生作弊,整个考场的学生都将被取消成绩,所以他们参加的不单是英语的考试,更是诚信的考试。考试开始后,考场静悄悄,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开性,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经过的路人,都可以对考场进行巡考,从教室后窗往里看,考生们都在埋头答题,没有交头接耳和偷看抄书的动作。考试结束后,有同学说,氛围很轻松像在做作业,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还有同学说,老师信任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他们,正是有了老师们的信任,才更要杜绝作弊,用自己的能力完成考试。学院的老师说,学风建设是目前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会计学院围绕学风建设,结合会计专业的特点,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从业操守培养,大力倡导在考试中实行“免监考”,推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会计职业道德。学院老师还介绍,会计学院自2000年开始进行“免监考”试点,到2011年为止,共有35个班级的1500余人主动申请参加“免监考”,至今没有一人作弊,以实际行动兑现“诚信比成绩重要,做人比做账重要”的承诺。 8.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西方的个人信用制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发展得十分完善。个人信用状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证据和事实来说明的,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在美国,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在欧洲国家,公民则有社会信用号,每个公民的个人信用状况都可以通过资信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而得到评估。这种报告为金融机构和国家管理部门的资金借贷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个人信用依据,同时也将终生地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在德国,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被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有过失约记载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会遭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小吴在北京上大学时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毕业找工作时透支了2000多元钱。2008年回家乡后,由于联系方式全部变更,他没有接收到还款提示,就将还款的事抛在脑后。2010年,他买房时准备向另一家银行贷款,银行却告知他有不良信用记录,无法办理贷款。无奈之下,他只能以父亲的名义买房,为此不但多掏了几千元的契税,每次需要办理其他业务时,总是要拿父亲的身份证去办,非常不便。他想重新申请信用卡,都因有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拒绝。近几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论述深刻;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八) 【给定资料】 1.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筒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2.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3.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4.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村,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村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问题】 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1~4”中关于乡村工作的值得借鉴之处,给领导写一份简要汇报材料,并提出相关建议。 要求:全面、具体、简明、针对性强。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四十二) 【给定资料】 1.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2月1日瑞典电视台TV-4《冷酷的事实》播放的“活拔绒”电视节目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顺手抓起一只鹅,从其脖子处开始往下拔毛,拔下的羽绒在阳光中飞舞,鹅的凄惨叫声令人心里直犯怵……突然,镜头切换至消费者身上暖烘烘的羽绒服,家里暖和舒适的羽绒被、睡袋等寝具用品。节目称,90%的受访供应商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产品,并推测羽绒制品中“50%~80%的羽绒来自活拔”。该节目公布了34家“承认”生产或销售活拔绒的企业名单,有16家是中国企业。这家电视台还预告,将播出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 这期节目在当地掀起阵阵波澜,一些消费者则因活拔绒存在虐待动物的可能,开始抵制羽绒制品;瑞典部分商场售出的羽绒制品被要求退货;全球最大的家具家居用品商宜家公司对外宣布,近期从宜家全球连锁店中购买了羽绒制品的顾客均可退货;众多国际采购商和经营商都纷纷表示,要重新考虑未来的采购计划。 瑞典市场不期而遇的“寒流”让正在当地进行商务考察的四川广汉大群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吕朝霞一头雾水:以前钟爱“中国制造”的欧洲消费者怎么“变了脸”?与此同时,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紧急向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报告说,瑞典TV-4关于“活拔绒”的报道已经产生连锁反应,行业内部分企业发往欧盟的羽绒制品被通知退货。 2.中国占国际羽绒市场70%的份额,其他30%为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1322家羽绒企业对欧洲出口羽绒羽毛及其制品,共合7.2亿美元,占中国羽绒行业出口金额的37%。2008年中国羽绒企业出口瑞典产品价值2200万美元,包含所有羽毛及羽绒制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近年来暖冬的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羽绒行业近况不佳:原毛、寝具与服装出口量分别下降4.3%、6.6%和9.2%。美国曾是中国羽绒及制品最大的进口国,而近来的进口额下降22%,仅羽绒服就减少进口464万件。中国国内的羽绒原料价格也跌至历史最低点,不及往年的1/3,羽绒企业库存陡增。 3.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姚小蔓接到报告后表示:“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行业受到新损害。”瑞典电视台报道涉及的16家羽绒企业中有13家是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协会秘书处挨家逐户打电话:“你们企业生产不生产活拔绒产品?”对方回答说:“不。”“销售不销售活拔绒?”“不。”“有没有向瑞典等国出售过活拔绒及其制品?”“没有。”紧接着,“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挂在了中国羽绒信息网。2月6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致函瑞典电视台,并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寻求帮助。在给瑞典电视台的信中,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写道:“对于《冷酷的事实》的播放初衷我们充分理解,但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及广大消费者阐明事实的真相”。据调查结果显示,被报道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13家会员单位近年均未向瑞典等国出口活拔绒及其制品。此外,由于活拔绒价格较普通绒高,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中国企业是不会主动销售活拔绒及其制品的。 可是两天之后,瑞典这家电视台还是播出了关于中国活拔绒的节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就此报道致函中国羽绒工业协会。2月9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内主要媒体以及瑞典TV-4驻北京记者参加。次日,瑞典这家电视台播放了对中国羽绒行业真实情况的报道。 4.羽绒是“弃之为废,聚之为宝”。作为羽绒制品的填充料——羽绒原料,主要是指水禽中鸭和鹅身上的羽毛,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中国鸭绒产量占羽绒总产量的90%,鹅绒产量只占10%。主要因为中国人喜欢吃鸭,且鸭的生长周期短,产量大,一般40天左右就可以屠宰,鸭绒价格相对鹅绒低廉,因此不存在活拔。在个别适合活拔的鹅种中(不是所有种类的鹅都适合活拔),仅有1%~3%的鹅有可能存在活拔的现象。活拔绒的价格大约是普通鹅绒的1.5倍,主要制作销往日本市场的高档羽绒寝具。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高级工程师王敦洲12岁开始从事羽绒行业,至今已有65年时间,亲自参与起草、制作羽绒及其制品的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王敦洲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行业大会上说:“‘活拔绒’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羽绒企业因此次‘活拔绒’报道深受其害。” 目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活拔绒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活拔绒水洗耗水量与洗涤助剂均减少一半左右,所以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活拔绒”其实在经济上是不合适的。以六安地区的皖西白鹅品种为例,一只鹅可活拔绒两三次,拔一次绒有11~13元的收入,最后宰杀大约能卖18元钱,前后拔绒与屠宰的经济收入40元左右。但没有进行过活拔取绒的鹅,宰杀后其绒羽丝长、蓬松度高,品质好,价格高,一只鹅的经济收入在30多元。若不小心把鹅的皮肤拔破、损伤或感染病菌的话,还要给鹅注射抗生素与喂食精饲料,除去这些附加成本,活拔绒是得不偿失的。 瑞典电视台TV-4最先报道的是匈牙利的“活拔羽绒”,并公布了16家生产“活拔羽绒”的中国企业名单。据欧洲羽绒协会和国际羽绒羽毛检测实验室提供的资料,瑞典电视TV-4关于“活拔羽绒”的节目中存在错误。2月3日,匈牙利驻瑞典大使做客这家电视台KallaFakta节目时,对此报道作出了解释和回应。王敦洲高工反复观看节目画面后表示,这完全是一种炒作,不光拔绒的姿势与技艺不对,而且哪有把鹅拔光成“铁公鸡”的做法? 安徽鸿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羽绒销售部经理何荆桥、安徽三祥羽毛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应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活拔绒现象在当地早已不存在了。作为羽绒企业,他们不清楚瑞典电视台播放“活拔绒”节目的目的是什么。电视节目中公布的另一个企业——浙江三弘集团已就“活拔绒”的报道向瑞典电视台提交了律师函,希望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 中国羽绒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羽绒原料价格一落千丈的低谷期,瑞典电视台的“活拔绒”报道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欧洲羽绒及羽毛协会主席Heddderich女士透露,瑞典电视台TV-4播放“活拔绒”节目后,协会就接到了180多封信件,大家关心的问题包括:一是寝具用品用什么作填充材料,二是屠宰工业副产品有什么特点,三是他们饲养家禽为了什么。 5.据介绍,欧洲关于家养鹅的法律自1999年12月22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对家养鹅(包括家养雁属、家养野生鸿雁属及其杂交种)的生物特性、饲养人和监督办法、鹅舍、鹅舍建筑和其他、屠宰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会或者可能会给鹅带来痛苦的饲养方式或者饲养计划”,“不允许从活禽身上拔取羽绒、羽毛”。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向农业部、林业局咨询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后被告知,我国有一整套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保护家禽方面的尚未出台。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尊重欧洲等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 6.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羽毛羽绒制品分会秘书长李玉香说,这种国际贸易中的突发事件应引起企业关注,瑞典这家电视台去年报道“活拔羊绒”,今年报道“活拔鹅绒”,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说,瑞典电视台TV-4去年报道“活拔羊绒”节目,就导致整个欧洲市场羊绒销量下降30%左右。 表面上看是动物保护主义的举措,但有一个动向颇为引人注目。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消息,瑞典电视台2月8日播放中国羽绒企业“活拔绒”的报道后,欧洲兽医联合会要求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进口自欧盟以外的动物产品,须遵循与欧盟相同的规则,比如基本的动物保护规则等。其中瑞典的一名兽医称,这一提议得到批准的话就意味着欧盟将谢绝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动物类产品。 据悉,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在会议中讨论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贸易规则中的问题。中国羽绒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这一旦成为现实,欧盟市场就有权拒绝来自中国羽绒企业的羽绒及其制品,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市场也在关注“活拔绒”事件的进展,至于是否会树起类似的“旗帜”现在无法断定。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河北雪驰集团有限公司的薛万涛建议,国内行业协会与企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欧洲消费者,还原事实真相,有利于中国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江苏开元畜产嘉友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倪荷英深有感触。去年,该公司出口美国一款服装是狗毛衣领。每批货物出港前都必须具备防疫、商检部门出具的来源于非疫区、不是非人道宰杀的报告,一道道环节下来把企业折腾得精疲力竭。其中有一批服装为了等这两个报告,足足在港口“趴”了一周才出海。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显性与隐性的成本。“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以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倪经理说,企业后来用化纤的仿真毛代替狗毛衣领。但对方要求必须提供一个小标志告知消费者。别看一个小标志几分钱成本,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本身利润空间狭小,不希望再增加什么成本。“现在一些订单都是毫厘必争”。 7.3月23日搜狐博客载文说,“尽管‘活拔绒’事件带有明显的炒作嫌疑,从而凸显出国际动物保护主义可能上升成为一道贸易保护壁垒的现实,但是无风不起浪,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国羽绒企业中尚存在‘活拔绒’现象,中国羽绒信息网发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处那种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调查结论,自然不能服众,更别说得到瑞典电视台的认可。我们要做的不是矢口否认,而是据实陈情,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小负面影响和损失。”“‘活拔绒’事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意炒作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源是动物保护主义,这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我们决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贸易上的自我保护策略,而应将其视为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贸易政策并予以尊重。”“活拔鹅绒等于虐待动物,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的企业是不道德的,自然应被消费者抵制、被采购拒绝、被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追究,从而为其不道德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8.3月24日《海峡都市报》载文认为,“他们是在拿‘活拔绒’事件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将中国羽绒企业挤出欧洲市场。可以说,就算没有‘活拔绒’事件,欧洲一些国家也会想出其他招数,以达到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如今,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术、四流企业做产品,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实行严格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不让欧洲一些以文明自居的人找茬,被他们贴上‘虐待动物’‘缺乏动物福利’等标签。”“做国际贸易,最终都要获得进口国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方面,不能因小失大,我们企业需要多从人文角度去开拓市场,重视产品传播的人文理念。” 9.《武汉晚报》3月24日载文指出,“如此经济气候下,恐怕‘活拔绒’还不会是仅此一例,其他领域其他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危险。”“中国产品,连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无法持信任态度。何止不保护动物?食品行业的信任度几乎降到冰点,药品化妆品事故频发,老百姓吃穿用都会对中国产品打问号,又怎么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同?经济气候好的时候,问题都被掩盖,一旦竞争刺刀见红,深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业协会和管理部门于内对企业监管不力,于外应战时被动应付,如此尴尬,恐怕会在金融危机的逼仄之下不断重演。”“面对‘活拔绒’的疼痛,愤怒是无益的,自怨也是无益的,在我们的经济触角已伸向世界各地时,如何保护这些远征的产品才是当务之急。新闻里提到,有中国羽绒行业的监管人打电话给企业,你们用了‘活拔绒’吗?对方答‘没有’,而这居然成为行业与国际声音争辩的证据——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最深之伤。”“也许,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企业在成长的初级阶段会出现‘原罪’,比如‘活拔绒’,但这不能成为我们自欺欺人的理由。因为在经济舞台上与人同台竞技,别人可不会管你是否先来后到。” 10.3月24日,东北网评载文指出,首先,“活拔绒”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们要面对竞争,无需大惊小怪;其次,“活拔绒”材料倒逼国内企业自省,“活拔绒”事件之所以能授人以柄,国内企业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急需自省。对企业来讲,追求利润是硬道理,但硬追求利润则没有道理。从中国羽绒信息网紧急挂出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通知到中国农业技术网介绍“活拔鹅绒应注意的问题”的技术文章,说明国内企业涉嫌部分程度上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因此,理性生产是当前企业需要深刻自省的问题,海外羽绒企业出现的危机可能衍变到其他行业,当务之急,国内所有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外经营的困难和海外市场的险恶,强化危机意识,增强危机公关能力。外国人还要做什么,我们难以预测。当前中国企业能做的除了从容面对、冷静应答外,最重要的还是理性生产。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跟上来”,中国企业在“活拔绒”事件中尤其要做的,可能恰恰是让灵魂追上现实的步伐。 11.3月26日,环球博客载文认为“活拔绒”事件首先是“动物保护”,其次才是“贸易保护”,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国际上普遍承认动物们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认为“活拔绒”不仅见证了我国企业在生产中对动物福利保护措施的缺失,也解读了接轨国际动物保护理念的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过分强调了对野生动物的“资源性”利用,而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存在着法律责任不严格、缺乏可操作性的严重缺陷。甚至只对猎捕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对取熊胆等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至于保护家禽等方面的法规,更是空白。这也使生产企业无法可依,放任自流。文章指出,我们的生产企业直到今天也未能与国际接轨,对曝光“活拔绒”似乎还很委屈,更有网友对相关报道责难以至于叱骂。恰恰说明,中国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12.3月27日,红网载文指出,“在金融危机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人为地设置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平贸易,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出口企业要遵守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尊重进口国的生活习惯和感情,认真研究进口国的相关法规。”“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活拔绒’事件深信不疑,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强,只有当国人动物保护意识增强了,滥杀、捕食野生动物以及虐待动物的事情不再听闻,即使有‘活拔绒’事件的报道,人家也不一定相信!‘活拔绒’事件之所以在欧洲消费者心目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他们对动物保护高度重视外,还与我们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今后我们的制品企业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产品的制作工艺向消费者公布,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以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13.4月3日《中国国门时报》载文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除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外,亚洲的新、马、日等也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开展动物福利工作、改善出口动物的福利状况、适应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克服贸易壁垒的主要途径。我们只有尊重世界各国家或地区保护动物的法律与消费者需求,反对虐待动物的行为,才不至于失掉市场。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差距,构造和谐的人和动物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阻止某些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滥用动物福利进行贸易保护,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正常秩序。“活拔绒”报道对羽绒企业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对于贸易高度国际化的中国来说,其作用是长远的,它告诫企业,谁违反“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问题】 就给定资料中提到的“不要继续宣传和生产活拔绒的紧急通知一事,写一篇议论文谈谈你的看法。1000~1200字。
问答题(九) 【给定资料】 1.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民用水价格由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i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了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等,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2.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盐壁。 由于水价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收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快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参考给定资料,为当地居民社区的宣传栏拟一份节水宣传材料。 要求: (1)体现国家节约水资源的有关精神,说明为什么要节水; (2)简明、通俗,利于老百姓理解; (3)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二十三) 【给定资料】 朔州市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有关方面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大胆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被人们赞誉为“朔州途径”。 拥有先进开采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优势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是此次山西煤炭资源大整合的主力军,但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也不示弱。某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老板说:“原来我公司21个小矿加起来才有120万吨的产能,现在整合了5个煤矿,产能达到620万吨!”某煤业集团是率先拿到证照的民营企业之一。该集团董事长阎老板告诉记者,资源整合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机遇。在朔州,既有像平朔这样的国有大矿,也有像金海洋能源集团这样的大型股份制企业,还有个人承包或者买断的煤矿。朔州坚决打破所有制界限,因地制宜,因矿制宜,顺利完成了资源整合。整合后国有煤矿36座,产能4460万吨/年,分别占全市的53.7%和51%;民营煤矿31座,产能4320万吨/年,分别占到全市的46.3%和49%。全市形成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和地方民营骨干企业各占半壁河山的煤炭格局。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负责同志说,“我们不以所有制论英雄,更谈不上搞所有制和地区歧视。整合重组只是手段,目的是提高煤炭业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朔州以煤电立市,借助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改造,在煤炭生产领域重点抓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煤炭回采率。市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关闭了产能在9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通过一系列综合节能措施,全市煤矿回采率由改造前的30%提高到75%以上,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该市要求所有煤矿实行“挖1吨煤种1棵树”的“以煤补林”、“以黑补绿”政策,切实保证矿区生态的绿化和修复。近年来,植树造林一直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推进。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22.8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2个百分点。按北方每公顷森林每天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计算,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1130万吨,多释放氧气820万吨,森林碳汇能力显著增强。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提到的“朔州途径”,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内容,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2)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逻辑严谨,表达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九) 【给定资料】 1.气候与人类息息相关。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变暖的趋势还在加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如海平面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台风肆虐、热浪频袭、干旱洪涝此起彼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等,其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这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各国的利益,还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科学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特征,非一地或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或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无国界。面对全球变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予以应对。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2.昔日以“山清、水秀”而被世人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与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如今,一场60年不遇的大旱彻底摧毁了桂林的“秀水”,只留下群山在远处孤寂的身影。记者赶赴桂林实地调查,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桂林昔日绝美的秀水美景,已被干旱摧毁殆尽。 来到漓江,让人心痛不已:往两边看,偌大的漓江似乎变成了一条小溪,大部分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引得许多孩童在上面捡石子;往下看,漓江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来回穿梭的游船不时地拐弯以避开浅滩。在漓江天湖码头,一根硕大的防洪警戒柱“孤独”地矗立在江岸上,失去了江水的相伴,柱子底部已经裸露出来,沿着防洪柱往漓江里面走上几十米才能到水边。“江水每年都会到红色警戒线那个位置,”桂林市民杨代胜指着防洪柱向记者嚷嚷说,“你看看现在江水在哪里?与洪水期时比,江水少了90%以上。” “我在这条江里开了46年的船,从没见过水这么浅,”年近60、在龙船坪码头开船的李黄财喋喋不休地发起牢骚来。“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涨潮了,”李黄财说,“漓江水深至少都有1米多,你看看现在,许多河段只有60厘米深了。我的船小,吃水才40厘米,所以还能开,如果水位继续下降的话,估计也要搁浅了。”记者走上游船二层甲板,只见漓江河道中间已完全裸露出来,因水太浅,游船像在江底石子上踟蹰滑行。 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受严重旱情影响,西南地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扶贫形势严峻。 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仍在继续上升。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披露,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区市除四川之外,至少有218万人返贫,经济损失超35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道:西南地区个别地区的旱情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除。近段时间又遭遇洪涝灾害,雪上加霜,给西南地区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扶贫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因旱返贫的绝大部分是山区的农业人口。以云南为例,秋冬季节的干旱,导致云南小春作物大面积绝收,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会影响到他们15%的年收入。因此除了两百多万人因旱返贫,还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贫困程度加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云南渔业、农业损失共计170亿元,贵州是132亿,这个损失是(根据贫困人口数)可以算出来的,像云南人均减少收入676元,它就导致了有一百万人返到贫困线下,就导致贫困人口从五百多万上升到了六百多万。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将捐助的扶贫善款利用好,帮助因灾返贫农户渡过难关、恢复生计。 4.进入2010年7月以来,东北地区降雨过程频繁,在东北地区上空,仿佛修建了一座大喷泉,不断向地面喷洒雨水。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暴雨攻势下,东北多个地区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气象纪录纷纷被刷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告诉记者,就在今年5月,厄尔尼诺才刚刚把影响气候的指挥棒正式交给拉尼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尼娜现象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7月1日至8月4日,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三成至一倍。7月19日至22日,辽宁铁岭大部、新民、新宾、台安等地的降水量甚至比常年偏多1~2.3倍;7月30日至8月1日,新宾降雨量达到122毫米,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值;8月4日至6日,辽宁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2毫米,创造了1951年以来的极值。辽宁7月至今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17毫米,接近于辽宁全年降水量的一半(辽宁全年降水量为647.8毫米)。 从7月19日至8月6日,辽宁先后经历了三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为7月19日至22日,7月30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6日)。从北向南、自西向东,三次大暴雨的袭击范围,几乎涵盖了辽宁全境。不管是全省平均降雨强度,还是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强度,都创造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 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辽宁夏季一般气温偏低,降水接近正常值或者偏少;而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拉尼娜出现时,容易导致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比常年偏多。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辽宁已将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写入实施方案,相信以上举措将对改善气候环境、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突降暴雨,持续40多分钟,暴雨引发北山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北山上突发洪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沿着排洪沟两边修建的3个村庄的数百间房屋冲毁。 2010年8月8日下午,舟曲县城里最靠近北山的村子——月圆村(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而在排洪沟的两侧,大部分的房屋要么被冲毁,要么被泡在水中,舟曲县城关一小在经过泥石流之后,只剩下了一栋教学楼,其余的教室和操场全部被冲毁;而城关镇政府的办公楼则被完全夷为平地。 泥石流灾害经过的是当地最为繁华、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截至21日,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治疗人数2062人。 6.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几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正在熊熊燃烧。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专家称,俄罗斯的热浪和林火与巴基斯坦的世纪洪灾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该组织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我国舟曲的泥石流灾难和全球其他诸多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南撒哈拉的严重干旱以及格陵兰岛彼德曼冰川出现大面积崩塌等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系列极端天气现象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面积”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同时警告未来会出现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虽然这些热浪、洪灾、泥石流和冰川坍塌看上去都天各一方,遥遥相隔,但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在2010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之间并非毫不相干,也许一切都不是纯属巧合。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负责人阿斯拉尔(Ghassem Asrar)肯定地说,至少巴基斯坦大水和俄罗斯大火之间存在关联。 阿斯拉尔援引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说,这种关联主要是全球大气变率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大气层的气流发生了变化,受到“封锁”和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降水和异常高温。 不管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极端气候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气象学上的明确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即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范围、频率、强度都有攀升态势。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基尔特·简·凡·奥德博朗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今年夏天与过去60年相比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经历着400年一遇的气温。有些地方甚至是千年难遇的高温。而巴基斯坦此次洪涝灾害也突破了80年来最严重气候灾害的纪录。 除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水深火热”之外,芬兰也出现罕见高温,科威特被热浪席卷,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严重干旱,波兰和德国东部发生洪水,中国甘肃、四川和云南均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正如科学家们担忧的,这个令人忧伤的夏天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未来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将会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各种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都在比过去50年更常见。世界看上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7.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来自Betio村的Pita Meanke站在一棵树旁,那次巨大的浪潮,冲垮了防波堤,摧毁了他的家。 “马尔代夫只是其中一个小国。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世事。但在这里作的决定,将会对我的人民有莫大影响,更会改变世界历史。”这是H.E.Maumoon Abdul Gayoom(马尔代夫)于日本京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并不是只有岛国才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全球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沿岸平原;全球前15大城市中,有11个处于沿海或位于河口。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估计,从1990年到21世纪80年代,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2到34厘米。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值得留意的是,海平面不是全球一致地变更。不同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会因海水环流或风压而有所不同。所以评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时,亦需要留意暴风浪以及大潮所带来的影响。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及严重破坏、侵蚀海岸线、海水污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面临洪灾、海水入侵、土地侵蚀流失、强热带风暴的威胁,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河城市群是最脆弱的地区。 8.极端气候事件,这种被定义为“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生‘概率较小’的天气气候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或特定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9月7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成为与会多国专家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任国玉称,目前多数研究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上极端冷(如低温、寒潮、霜冻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明显减少,而极端暖(如高温、热浪、暖日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显著增多。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多数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中低纬度地区夏季的极端干旱事件增多。 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暖。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是自然原因,如太阳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 9.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今日,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最高位。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产生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79年至2005年,煤炭资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0.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急剧“消瘦”。2007年4月,绿色和平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拍摄了冰川消融的严峻状况,情况十分危急。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资料表明,全球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着,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冰川更呈现出加速融化的趋势,冰川融化和退缩的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数以百万的人口将面临着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主要江河的源头,数亿人的用水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而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这对于中国本来就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破坏。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将会变得干旱。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生产量都将会大大减少。 全球变暖的细微改变,对粮食生产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稻米对温度剧变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若晚间最低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华氏1.8度),稻米收成便会减少10%。值得警惕的是,稻米是全球过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全球变暖的轻微的变化可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农业作物均以下降为主,到21世纪后半期,产量最多可下降37%。同时全球变暖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如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等。 全球变暖,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生区域扩大,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程度加重,从而增加农业和除草剂的施用量。此外,全球变暖会加剧农业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总之,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上大部分的濒临绝种生物——大约25%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2%的雀鸟有可能于几十年内绝种。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它们所栖息的树林、湿地及牧场,而人类发展亦阻碍了它们移居到其他地方。” 每个物种皆有其独特的生态位置,有些生物会有较强的适应力,或者说“能屈能伸”。例如,老鼠和狗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但考拉却只能在有桉树的地方生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温、降雨量及海平面上升,摧毁了一些生物的栖息地,而破坏的速度比生物移居的速度还要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六七十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现在已经可以确信一些蛙类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灭绝风险将会比地球历史上5次严重的物种灭绝还要规模大。而唯一的预防方法,便是于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拯救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 【问题】 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实际,以“‘后天’的拷问”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语言畅达,条理清楚。1000字左右。
问答题(二十六) 【给定资料】 1.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的历史烙印。学校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学生按照计划分配,用人单位就像一个“大箩筐”,有什么学生装什么学生。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越来越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天空越来越宽广,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并成功走向社会。但在大学生创业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来自大学生自身、相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他们承受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来自家长的殷切目光,亲戚、朋友、同学的关注和自己不低的期望,他们究竟处在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中呢?某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采访了一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 小T当年以省前几名的身份进入如今的这所高校,在学校也担任过学生会、各种社团的干部,颇具领袖气质。她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哪个单位录用自己是其荣幸。但是在很多次的面试当中,她超常的自信却并没有带给她好运。许多单位都在她的比较高的姿态面前撤退了。 小X现在也感觉到非常失落和孤独,但她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去适应,她觉得这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投降,如果今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宁愿放弃工作,明年准备复习考研。她说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被掩盖在平凡当中。她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Y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大四生,成绩中等,既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门路。所以在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焦虑。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四处去打听,看哪个单位需要人。他自己都觉得每天好像都在做无用功,但坐在寝室里自己又会发慌,会非常不安,还是宁愿出去跑跑。看到有同学签了工作合同,他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害怕,更加坐立不安。小Y说,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他,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解决户口问题,其他待遇都不计较。 小S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女生,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胆小。她说她已经去了很多家单位,人家看到她的简历都非常满意,但一和她交谈,进行面试,就砸锅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和用人单位说话就怕,不是面红耳赤,就是语无伦次,头脑里边一片空白,准备好的“台词”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胆怯,要改改不掉,要训练又没有时间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小R是一个来自西北的毕业生,他在班上人缘挺好,但成绩方面比较糟糕,在求职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在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又回家打探了一番后,他就整天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中。他觉得反正还有这么多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怕什么啊。急,也应该轮到他们先着急啊。”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单位找上门来了,还是一个好单位。 3.正在上海赶考的法学研究生小李,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却屡战屡败,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唯一人“独享”。 小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霸”。这一年来,她辗转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江苏、福建、浙江、湖北、广东等10个省市。小李说:“因为公检法系统招人本来就不会多,所以就想辗转多个城市,来博一个保险。” 一年辗转那么多地方,得花多少费用呢?小李给记者计算,每次考试费大约100元,再加上各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目前已经花了9000多元。此外,公务员考试书、模拟题、上年考题集等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的个人履历,可以用金光灿灿来形容,辉煌得都快让人目眩了。”小李的一位相熟老乡对她执著于公务员考试感到非常不解。 记者获悉,小李是2006年毕业的某政法学院硕士,在学校年年拿奖学金,去年就考过了“司考”这个全国只有10%通过率的“强人考”。凭着这样一份简历,她完全可以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不过,近一年来小李几乎没有考虑过找一份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从湖南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小李,早已是家乡父老眼里的“金凤凰”,父母一直深信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铁定是一位“威风”的法官。而小李的师兄师姐也一直向她传递这样两个信息:“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出路,读法学,总归是想进公务员公检法系统的,而且又是金饭碗,地位也受人尊敬。” 4.小吴,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工作年限两年左右,先后跳槽五次之多,行业涉及房地产、化妆品、教育咨询、传媒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服务、营销、策划、编辑等四项之多。 小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国际贸易,但她的长项却比较倾向于中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均非常优秀。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教授助理,并且独自寻找了一个加盟项目,在家乡担任整个城市的代理商,先期运作比较成功。因为这些经历,小吴在毕业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不甘心在大公司从低处做起,而是想进入一家规模不大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可以一开始就受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然后再自己创业。以下是小吴的工作简历: 2003年9月~2004年1月,某知名房地产公司,任物业主任,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处理投诉之类的事宜。工作非常的清闲稳定,福利待遇也比较满意。但是小吴认为该工作没有挑战性,并且发展空间很小。 2004年1月~2004年6月,某合资化妆品公司,任品牌经理。该公司老板在招聘时对小吴极为器重,小吴认为自己进入该公司后可以大施拳脚。开始时,小吴信心百倍,编写了整套的企业文书、招商方案、对外合同,与客户谈判等。但渐渐发现,老板的经商风格非常保守、吝啬,谈判往往因为极小的折扣或非常少的利益分配而耽搁下来,甚至不欢而散。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里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本来是想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小吴觉得前途渺茫,不顾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 2004年6月~2004年9月,某台资教育机构,主要销售知名英语教材。该公司有点类似于保险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甚至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思想的控制。有点理想主义的小吴正是被该公司表面上热情奋进的氛围所吸引,接受了这份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工作。可以说,小吴在这家公司工作非常出色,身为新人的她第一周的业绩就高居榜首,深受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欢迎。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里高负荷的运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并从上司对其他业绩较差员工的冷酷态度上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质疑,最终在上司和同事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了该公司。 2004年9月~2005年3月,某咨询策划公司,任销售公关经理、编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小吴编写了四本营销方面的书籍,策划了一些与报社等其他媒体的合作项目,招聘并培训了多名业务员。以往的工作波折、轻率的跳槽经历造成的“后遗症”在此时慢慢表现出来,小吴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公司内部召开业务会议时,她可以很轻松地指导业务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恐惧与客户交流。有时候她逼着自己去面对客户,事实上也发挥得很好。这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交流的障碍,让小吴非常困扰,却又难以克服。她向老板提出不想再从事营销工作,但有重要项目的时候,老板还是要委派小吴。由于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小吴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5.据中新网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省市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其中,不乏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 今年5月,正当同学们纷纷签约外资企业、国家机关时,上海外国语大学某班的刘露悄悄地注册开张了自己的公司。创建公司的点子来源于和朋友的聊天。刘露有一群做IT的朋友,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无线网络游戏市场,闲聊间,朋友谈起无线网络游戏市场是网络游戏后又一块大奶酪,特别适合年轻人去挖宝,几个朋友商议组建个科研团队,而刘露被推出来做市场开发和营销。 刘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家人出资10万元,帮助她注册公司。于是当昔日的同学开始奔波穿行于高楼大厦间,体验新鲜白领的生活时,刘露却已端坐在浦东的一间办公室里,忙碌地接听电话,联系客户,指挥团队,品尝着自己当老板的酸甜苦辣。 报道认为,面对政府出台的众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是否自主创业上态度还是较为谨慎。正如刘露所说,她自己是一个特例。高校毕业生对出路普遍的认识,仍然是“就业,考研,出国”这三驾马车。 上海市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徐校长分析了刘露的个案:刘露从小读书时就寄宿在外,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都很强。大二时,在一家法国小公司兼职做行政助理,业余还帮几家免费的英文刊物写游记和影评。大三时去一家画廊应聘兼职,意外地被相中做了画廊经理。在此后的一年里,举办了数次画展,挑起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练就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大四择业时,家里人劝她,找工作不要看名气、看舒适,要看能不能培养专业技能和独当一面的气魄,为将来开创自己的事业做准备。有这样的铺垫和心态,刘露在创业的机遇来临时,就“水到渠成”地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6.据统计,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在我国,这个比例尚不足1%。而且,近几年,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记者了解到,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 大学生创业,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风险大、还贷能力弱的企业,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但数量微薄,难以为继。 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平均月租金6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有的大学生说,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花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手续更多。 除了资金的匮乏,创业的阻力还来自家长的反对和大学生们对社会及市场的陌生。一名学中文的女生谈道:“我们几个本来想办个餐馆,但是家里人觉得读完大学开餐馆,丢人!自己也感到经验太少……”另一名大学生的话代表了不少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不少,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作了难。” 另外,大学生自主创业往往受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制约。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对比较多,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文科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较少。 7.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人才资源闲置与农村基层组织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全国许多省市尝试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批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农村基层。 中国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针对这项计划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最大困难是工资低”,但“80%以上的大学生仍然愿意选择基层工作”。 对自己选择大学生村干部这份工作,5%的人表示后悔,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了88%。“多数人认为给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途径,是大学生比较好的工作选择。” 大学生报名当村干部的初衷是积极的,想为农民做事情、体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和献身家乡的想法占多数,把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结合到一起,“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对于将来的前途和打算,44%的大学生村干部有向上谋求发展的考虑;37%的人愿意扎根农村,留在村里做事情。 调查人员说,一村一名大学生,比较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大学生村干部远离农业、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农村工作实际需要。”“许多人不能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那样,很快和农民沟通和建立感情。” 对于工作不好开展的原因,44%的大学生村干部认为是“村里矛盾多”,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和“政策不落实”的都占24%,感觉和村干部难以沟通、村民不认同自己身份的比例很低。在出现困难时,82%的人想到和村干部沟通解决。 8.北京高校近期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力度,引导鼓励毕业生面向京外、面向基层就业,还通过多种生动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毕业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自主就业。 记者从召开的2007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毕业生19.3万人,毕业生总数比2006年增加2万多人,增幅为12.1%。从目前高校整体情况看,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北京地区多数高校已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就业指导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这些高校根据本校的特点制订了各年级的就业指导内容,并将就业指导课纳入教学计划,许多高校将就业指导课列为选修课课程,有的高校还列为必修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发展辅导中心,从学生人校开始就为他们顺利就业打好基础。各高校针对本校的工作目标,对工作任务进行职责分解,落实“全员化”要求,加大院系的工作力度,充分调动院系领导、导师、教授、任课教师及辅导员的积极性,形成全校教职员工都关心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的良好氛围。 各高校还普遍加大了就业信息搜集力度,通过到各省区市走访用人单位、建立就业基地等办法,积极主动到京外开拓就业市场,广泛收集需求信息,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通过召开校园综合“双选会”、小型“双选会”、专场“双选会”及“网上双选会”的形式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供需见面平台。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去年组织了12支队伍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就业调研,及时了解各地国防科技工业当年的人才需求,推荐优秀毕业生,加强企业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努力稳固原有就业市场,并逐步开拓新的就业市场。 9.从国际上其他国家来看,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已经认清了这一点,已经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改善环境、创造条件。 日前,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机构编制办、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14个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切实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规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向当地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担50%。今年6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国青年高级人才培训中心还在全国启动并组织了“创业中国——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工程”,真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各地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日前已经开始把大学生纳入到享受政府小额无息贷款的队伍之中。创业指导中心曹志鑫介绍,现在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非常重视大学生创业,去年就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比如进行项目指导、创业相关知识的培训等工作。而一些专业培训机构也表示,将对有意创业的大学生进行免费的咨询服务。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联系实际,论述有力;篇幅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二十八) 【给定资料】 1.一个问题总横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在他们对城市作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些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在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的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数里,有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还有“蚁族”,大学扩招后数量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如果在大城市打拼五年,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大部分会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这样的十五万“蚁族”。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提前十年到来,愈发严峻了。2011年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税满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获得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刘寅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那是一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相比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2.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3.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地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4.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 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 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5.“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6.2011年10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逃离”一直在继续,就如涌入从未停止。“北上广”的繁华与耀眼之下,各色人物有着异样的命运。成功者如鱼得水,享受着城市文明的不尽福祉;失败者穷困潦倒,品尝着冰冷都市的残酷无情。更多的人居于二者之间,谈不上失败,亦难言成功;虽不算困窘,也不见腾达之希望。他们,对于大城市有着复杂的情感,留下无望、弃之不甘。最终,这群人开始分化,有的固执坚守,有的识趣逃离。之于前者,往往难逃蚁族、房奴、孩奴的宿命;之于后者,仿佛不远处有了可期的美好前景。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来不是温情脉脉之所。与钢铁丛林相契合,其间多奉行优胜劣汰的法则。若要立足,一番打拼在所难免。这个时代,大城市生存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方面,随着数十年的城市化扩张,“北上广”发展空间日趋饱和,人才吸纳能力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强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大量毕业生滞留“北上广”,无论是人才结构,还是绝对数量,高校毕业生都与产业需要不甚合拍。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无限扩张,从世界经验看,一定时期逆城市化进程必将出现。今天的“北上广”,已经处于饱和边缘。恰如一辆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虽仍在蹒跚前行,却早已载不起更多人的寻梦旅程。继续涌入,或许并非最优选择。除非你有足够的能力与机会,自信能在一场惨烈的淘汰赛中笑到最后。 如今,我们把目光投诸“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其后的动因显而易见,合理性也毋庸置疑。无论专家还是市民,都对这种趋向表示认可。言语间,“选择离开”大有化身为理性回归、民智成熟的同义词之势。在公众的朴素期待中,“逃离”不失为个人与大城市双赢之举。就这样,“无奈放弃”被美其名曰“理性选择”——“逃离”不再是失败,而是审时度势的观念升华。 此等说辞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陷入了预设的陷阱。对大城市的迷恋,真的只是基于观念?甚至,“北上广”的拥挤效应,真的可以归因于“大城市崇拜”?须知,从来没有人天然偏爱冷酷、杂乱与拥挤。所谓年轻一代的大城市情结,不过是个伪命题。考虑到资源分配倾斜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谁不想留下分羹一杯呢? 另一层面,需要反思大城市存在着怎样的淘汰机制。是基于能力的遴选,还是基于家世的纳斥?现实中,上述两者并存,且很多时候后者重于前者。正因为如此,“逃离北上广”并不那么令人欣喜。要知道,离开的可能恰是事实上的精英。首先要有公平的竞争,其后才有“合理的离开”。若竞争不公平,则“逃离者”必会带走创造力。最终,一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将被拖累。 7.“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年轻人是否应该逃离北上广”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需要逃离。但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应该在中小城市部署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不能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搞成“大而全”的经济体。“蜗居”和“蚁族”现象的原因是大学生工资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太强、劳动时间太长,出现了马克思讲过的那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失业问题。政府应严格实行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坚决处罚过度盘剥劳动者的不法商人。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我认为逃离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大学生蚁族的出现,一是由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无目的的扩招。二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简单加工,服务业不够发达。现在的蚁族,大部分都是地方院校毕业生。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他们之所以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在其他地方,连这样的工作都难找。越是不发达地区,工作机会越少,市场性的工作工资越低,而铁饭碗则被权势家族垄断。 秋风(知名独立学者):谁有资格让他们离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工作、定居的地方的自由。再者说了,逃到哪儿?如果北上广都找不到机会,那其他地方就更没有机会。大学生们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聚集在“北上广”,是因为这里的机会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因为在这里,蛮横的权力似乎被庞大的人口稀释了,而到了地方上,那里的权力更为霸道,权力和财富在极少数寡头内部世袭,庶民子弟基本上没有任何上升空间。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哪里发展是个人的选择,年轻人喜欢在大城市接受挑战也无可置疑。不过,这需要这代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目前一些资源过于集中在个别城市,现在中央提出了新的城镇化路线,要发展中小城镇,我想这会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这也是一个自愿选择,但是制度还是会影响选择。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如果想留在“北上广”,就要做好长期当“房奴”的准备。这不止是在中国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纽约、东京、首尔的房价要比目前京沪还高许多倍,所以青年应该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中国的资源不要过分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尤其不要通过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农业地区的工商业建设、控制民营企业信贷、区别对待城乡福利和医保等强制性措施人为加大地区差异。让中国各地通过自由和自主发展产生更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为不同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平等的资源、机会、希望乃至梦想,才能分散“北上广”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延缓这些中心地区的房价上涨。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比这些人差。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的“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理解,以“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联系实际; (3)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四十一) 【给定资料】 1.早在2010年11月25日,百度“文档分享平台”正式更名为“百度文库”上线时,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就在网络上发文,对百度文库未经作者同意提供大量文学作品的存储与下载服务表示极大愤慨,甚至发出了“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的呐喊。 2011年3月15日,由慕容雪村执笔,贾平凹、刘心武、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王小山、李银河、彭浩翔、蒋方舟、张悦然、沈浩波、路金波等50余名作家集体签名声援的《3·15中国作家讨百度书——这是我们的权利》掀起了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打盗”事件。 9天之后,百度方面的代表与作家以及部分出版商代表进行了首次谈判,经历4个半小时艰难谈判,维权方宣布谈判破裂。紧接着,韩寒连发两篇博文声讨百度。其在博文《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也不是要求你们把百度文库关了,我们只是希望百度文库可以主动对版权进行保护,等未来数字阅读成熟以后,说不定百度文库还能成为中国作家生活保障的来源”,“百度文库完全可以成为造福作家的基地,而不是埋葬作家的墓地”。 随后,百度CE0李彦宏放出“管得好就继续管,管不好就关掉”的“狠话”,同时也表示“更希望与版权方和作家们一起商谈建立共赢的、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商业模式”。 3月30日,在百度文库副总裁朱光承诺“3天内删除侵权作品”之后的第二天,百度文库中原有的280万份“文学作品”基本删净,由于仍有上传,目前文库中的文学作品一直保持在百位数浮动。同时,百度文库版权合作平台正式上线,并在该平台首页中公布了销售模式、广告分成模式、宣传推广方式及版权保护方案等具体信息。据悉,4月11日之后,百度推出的版权DNA比对系统将开始内测,“五一”之后正式运行。此后,百度文库将依靠这一系统维护版权方的权益。 可以说,这次百度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当然,也不能排除像有些作家质疑的那样,“百度毫无诚意,虚晃一枪”。但从“3·15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度文库事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谈判代表、中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公司(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总裁沈浩波在微博上表示:提醒众人维护版权的目的已经达到。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道路只不过刚刚开始。类似百度文库这样的事件,今后还将不断出现。如果一切能够按照更好的商业模式展开,那么对事件双方而言,最好的结局当然还是共赢,正如《免费》里一位出版商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人知。” 2.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他曾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作为专家调研组成员还参加了《著作权法》第二次修订调研工作,在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的系列研究卓有建树。 对于“百度文库”的侵权认定,他强调此事涉及文字作品,情况比影视作品侵权的问题“复杂得多”,“不能笼统地说百度侵权与否。”众作家维权之路并不好走。 《新民周刊》:百度文库为大量著作权不明的文档提供上传和下载平台,是否涉嫌侵犯著作人版权? 王迁:百度文库与BBS、视频分享网站类似,其中的作品都是由用户上传的。文库经营者并不直接将他人作品上传至网站,因此不构成直接侵权。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实际上是百度自己上传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百度无疑构成直接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文库经营者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而不及时删除,从而实质性地帮助用户侵权,或者故意教唆、引诱用户侵权,就构成间接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库经营者是否具有帮助或引诱用户侵权的主观过错。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只要求信息存储空间经营者必须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百度文库如果能够发现明显侵权的内容,应当主动删除;同时如果权利人向其发出了能够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通知,也应当删除该侵权内容。 《新民周刊》:刚才你提到的这点,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互联网世界中的“避风港规则”。事件发生后,百度便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防御,而版权人则进一步援引“红旗规则”追击。如何来正确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迁:“避风港规则”其实是用来判断它能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的规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百度文库的问题也一样,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举例来说,百度文库的首页上有一个“热门推荐”板块。在这个板块中,有作品的名称,甚至经常还有作品的照片(有时就是书的封面)。既然这个信息是在百度文库的首页,文库经营者一定看得到。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信息能让一个具有常理的人一看就知道,该作品不太可能是经过许可上传的,那百度应该立刻删除它。 现在很多成名作家是依靠版税收入来维持生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印成书后,销量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不可能自己或许可他人以匿名的方式将其作品免费上传到网上供大家阅读。假如刘心武的新作《续红楼梦》刚出版不久就被人上传到百度文库中而且进入了其“热门推荐”,还配了书的封面,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红旗规则”。文库经营者一看到这个信息能够立即判断出来,这不可能是经过刘心武许可上传的,就应该立刻删除。如果不删除就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对于百度文库是没有“避风港”可言的。因为要进入“避风港”的前提就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 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作品,作者是尚未出名的“草根作者”,他们中的确有很多愿意把作品免费拿到网上。如“痞子蔡”的成名作《第一次亲密接触》、慕容雪村的成名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都是作者主动传到网上供大家来免费欣赏的,因为在当时他们希望获得的是公众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百度无法判断该作品到底是作者自愿上传的还是未经许可上传的,也就不能说百度“知道或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用户上传了侵权内容。因此,不能概括性地得出文库经营者一定知道文库中较为完整的小说均为侵权的结论。 《新民周刊》:认定百度文库侵权与否的难点还有哪些? 王迁:除了上述情况,文字类分享网站仅凭文字作品的名称不容易对侵权作品进行准确定位。在网络流行同名小说、同人小说的情况下,同一个名称的文字作品可能由不同作者写成。有的作者是主动将该作品上传至网络的。此时如果缺乏权利人提供的其他信息(如作品长度、足够数量的关键词等),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很难既准确防止侵权作品上传,又不“伤及无辜”,即误将他人主动上传的作品删除。再者,由于确实存在许多文学爱好者自行上传其原创小说的情况,无法认定开设小说栏目的文字类分享网络的经营者有引诱用户上传侵权内容的意图。因此,在不清楚涉案作品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很难笼统地判断百度文库经营者是否因具有主观过错而构成间接侵权。法院认定文字类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也会较认定视频分享网站经营者责任的难度要大。 《新民周刊》:即便认定了百度文库有侵权行为,但如何来确定赔偿的金额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难点? 王迁:对,这也是一个难点。赔偿金额还是要看一些相关因素。如果这本书在其他网站进行过收费传播,当时权利人收取的许可费数额,可以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一个依据。如果以前没有进行过许可,就要综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还有百度的主观过错等等因素来综合判断,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百度文库所反映出的共享网站的问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以往的案例中,网站胜诉及败诉的情况都是有的。 3.网络技术,为文化作品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但也对著作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4月公布的数据看,自1999年受理第一起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以来,该院已受理此类案件966件,且2009年案件受理量是1999年的22倍。 随着人们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认识不断加深,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免费使用版权的空间正在缩小。 1999年,王蒙、张洁、张抗抗、张承志、毕淑敏、刘震云6位著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未经许可在网站上传播使用其文学作品,侵犯作者所享有的专有权和获得报酬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为著作权人,王蒙等人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享有专有权。在《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数字化以及在互联网上传播行为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保护规定,确立了网络上使用作品属于对作品的使用方式、未经许可在互联网上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的处理原则。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此次判决,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指导作用,案件判决的观点在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肯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新增“网络传播权”,从保护内容上回应了网络技术对传统著作权的挑战,明晰界定了网络著作权的法律定位。 2010年,内蒙古出租车司机李强将著名跳水教练于芬告上法庭,称于芬的博文《如何突破难度与稳定的瓶颈,继续领跑世界跳坛》,使用了自己的博文《西方理念是科学,东方思想是宗教》的整段内容,且未以任何形式注明引文的作者和出处,构成了侵权行为。经审理,李强胜诉,博文的著作权得以维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博客只是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形式,博文的著作权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制。 4.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文学,捧红了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吴过等网络文学作家。可以说,是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给了他们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发表园地。然而,这些作家在享受互联网所带来的恩惠的同时,也遭受着互联网所带来的侵害。《星辰变》《盘龙》《斗罗大陆》……这些最火爆的网络文学无一例外地饱受盗版之苦。 盛大文学算了笔账,公司评出的最受欢迎的10部原创网络小说,平均每部被盗版达到800万次,按照在网上看一部小说花1元钱来计算,一部原创网络小说的经济损失就达800万元。 来自年初中国原创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上的报告也显示出了网络文学盗版的产业化趋势,初步估算,每年盗版市场规模高达50亿元,而同期正版市场的规模为1亿多元。 虽然各文学网站绞尽脑汁打击盗版,但通过搜索引擎的任意抓取文字词汇功能,阅读者只要巧妙利用关键词检索,就能绕过付费机制而免费看到文章。此外,还有更为难缠的“人肉打字机”,通过付费打开小说,然后雇几个人甚至几百人,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把每天的更新逐字打出来。有时候,一部小说刚更新十几分钟,就能在别的网站上看到盗版的内容,但这些网站上留下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盗版源头很难找。 5.由于盗版可带来巨大的利益,网络文学盗版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首先,专业盗版网站通过技术手段,或干脆直接雇用人力打字的方式,获取成熟的文学网站每日更新的正版内容,原创作品上传更新后5~10分钟即可被疯狂盗播;然后盗版网站以“搜索引擎”为推广途径,大肆赚取网络流量;再以“广告联盟”为盈利途径,赚取巨额广告收入,而搜索引擎、广告联盟则与盗版网站按照一定比例共享“收益”。在上述完整的产业链中,“搜索引擎”扮演了幕后推手这一关键角色,它在幕后推动盗版并通过“广告联盟”为盗版网站源源不断地输入“利润”。 目前,大部分网络用户,都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盗版内容。盛大文学旗下的所有文学网站,长期以来均备受盗版网站的侵害。据不完全统计,现今文学盗版网站的数量约为530000家,而一家站点的建设成本仅为数万元,其中以盗版为专业的上规模网站超过1万家,平均每家网站盗版盛大文学拥有版权的作品至少1000部。以每部作品因盗版损失500元在线阅读的收费标准计算,盗版网站给盛大文学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0亿元。盛大文学旗下运营的起点中文网,若搜索引擎输入任意一位签约作品的名字,如“盘龙小说”,得到约8500000个结果,其中绝大多数搜索结果都直接指向盗版网站。部分搜索引擎为了迎合这部分用户,通过有意提高盗版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甚至通过拒不删除盗版链接等方式鼓励盗版。盗版网站制作过程的零成本和获利过程的高效率,导致了盗版形势迅速发展壮大,频频发生的网络侵权行为,给网络原创作者和版权网站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损失,同时也阻碍了我国互联网知识产权秩序的良性发展,更加损害了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 6.作家们普遍反映:文学的侵权行为形式多样,盗版书、伪书(作者为某作家,实际却不是某作家所写)、影视剧任意改编等等。特别是近年来网络侵权盗版事件层出不穷,形式隐蔽、手法特殊、取证难度大是网络侵权的典型特点。“维权太难了。”这是相当普遍的心态。 不过,这种“难以维权”的烦恼,目前也有途径缓解。近年来,帮助作家维权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如中国作家协会于1987年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简称“权保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北京版权保护中心;网络维权方面,也有“中文在线”的反盗版联盟,这使在“官方”版权局维权之外,出现了维权的民间力量。据“中文在线”总裁童之磊介绍,“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与全国30多家律师事务所合作,处理了300余件案件。 有统计表明,在知识产权案件里,70%是版权案件,版权案件里,70%是网络案。网络和网络之间的侵权行为也屡见不鲜。就像作家张抗抗所“抗议”的:“网络上如果没有红绿灯,以后谁都别想走路了。” 处罚力度对于维护作家权利、保护创新成果至关重要。如果侵权方的赔偿金只是与作家签约成本的1/10,他当然宁愿打官司也不走正常的授权签约途径。而现在的矛盾是,司法与行政处罚的力度都有些偏弱。 许多司法界及文学界人士认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判决、处罚,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由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一起联合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这应该视作是对文学侵权现象的一种积极回应。 不过,要杜绝文学侵权现象,依然路漫漫。 7.包括韩寒、李承鹏等5个作家和5个出版商组成的10个发起人、加上1个执行人以及靠捐助得来的300多万元启动资金,作家维权联盟在北京宣告成立。一把横放的剑成为了作家维权联盟的LOG0,在剑的下侧有一行字,写着“不要让互联网变成著作权贼赃市场”。 执行人贝志诚详细介绍了联盟的构成和计划,他说在现实中许多作家即使发现被侵权也不愿意打官司,因为打官司的成本过高,往往赔偿的费用抵不上打官司的费用。他算了一笔账,律师费大约一万,加上公证费等其他费用,打一场维权官司需要一万三四千块钱,而且耗时长久,但赔偿金额通常是几千块,也就是说每打一个官司,作家自己要往里面贴五六千块钱。成立这个联盟,就是节省作家的精力,由联盟出面维权,且将胜诉赔偿的80%归还作家。 高调成立的“作家维权联盟”,将数字时代如何保护文字著作权的话题,再次提到桌面。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下网络侵权盗版现象严重,作家维权难度很大,因为成本高往往“得不偿失”。未来,还需借助集体的力量,以及法律的逐步完善。 8.2010~2011年度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剑网行动”将于6月底结束,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1年6月,共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1148起,其中已作出行政处罚466起,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66起。 据国家版权局、公安部和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治理行动自2005年开展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七次了,与往年相比,本次“剑网行动”查处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处罚力度显著提高,刑事打击力度前所未有,有效净化了网络版权保护环境,规范了网络版权经营秩序。 目前,在17起重点案件中,法院已判决7起,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5起,其他5起案件公安机关正在深入侦查。7起已经判决的案件中,共20名被告人被判有罪,刑期从拘役6个月到有期徒刑5年不等,共处罚金570万元。 在这些案件中,各级版权行政执法部门除了对侵权人按照上限予以较大数额的罚款,综合采用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服务器设备等手段进行惩戒外,还特别加强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在将66起涉嫌犯罪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注重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结束后,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工作还将继续。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案件查处工作。针对违法分子变换域名、服务器接入反复侵权的问题,国家版权局将从已办结的案件中梳理出一批典型案件移送通信管理部门,请通信管理部门依照通信行政法规进行处理,以从根本上解决违法分子不断被处罚却反复侵权的问题。 9.网络著作侵权调查问卷(网友互动)人民网网友留言: 网络像一把双刃剑,虽然能为各种正版商品提供广阔的推广渠道,但是也给盗版者提供了便利的侵权机会。网络盗版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出版事业的相关法规不完善,以及网络监管不严格。为此,影迷们、漫迷们、书迷们应该以身作则,拒绝盗版,坚决反对使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 ——网友A 使用网络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属于违法行为,这不仅盗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还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使受害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网友B 严厉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加强立法,增强公民维权意识。 ——网友C 网络环境好与坏,关系到亿万网民的切身利益,网络侵权害人害己。谁在网上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益的行为,谁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友D 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正确使用网络,不参与网络侵权。 ——网友E 网络侵权分很多种类,比如网上对盗版音像材料和知识产权的侵犯就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范畴。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在不伤害他人著作权益的情况下正确、合法地使用网络资源。 ——网友F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以“网络发展与著作权保护”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字以上。
问答题(二十) 【给定资料】 1.牛肉面俗称“牛肉拉面”,是兰州餐饮业的一张名片。黄河岸边的古城兰州,牛肉面馆遍布每个街巷。 2007年6月16日,兰州市西固区市民首先发现,他们钟爱的“牛大碗”竟一夜之间上涨0.5元,小碗牛肉面由原来2.3元上涨到2.8元,大碗由原来2.5元上涨到3元。有市民惊呼:吃不起牛肉面了! 6月26日,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兰州市工商局、质监局、卫生局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出台《关于规范兰州市牛肉面行业价格行为的通知》,决定对兰州市780余家牛肉面馆按特级、一级、二级、普通级四个级别进行分等定级,实行优质定价,并限制每个级别的最高价。其中规定普通级牛肉面馆大碗牛肉面不得超过2.5元,小碗不得超过2.3元;通知还说,凡不按规定报批登记的牛肉面馆,一律执行普通级的规定价格,违者按《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限价令一出,舆论哗然。“限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限回了计划经济时代”等言论把兰州市物价局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兰州市物价局局长徐希望7月9日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自己好比是在“走钢丝”:管吧,频频遭受非议;不管吧,职责所在,良心难安,还容易被市政府纳入“不作为”的对象。他介绍说,牛肉面涨价后,群众意见非常强烈,一天80多个投诉电话,还有转办的市长专线,不断有群众信访。一位老者甚至把电话打到了他们办公室,质问他:“牛肉面反反复复涨价,你们还管不管?”另外,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7年4月刚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价格主管部门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价格利益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加大民生价格监管工作力度。可是早在2001年,物价局就曾明确表示过,政府已经对牛肉面的价格取消控制,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高低由店家根据成本自行确定。这样一来,物价局就感到非常为难,最后“动真格的,解决百姓关心的牛肉面价格问题”,却“没想到招来这么多的议论”。 2.一碗牛肉面到底能赚多少?兰州市物价局于7月11日委托市工农业产品成本调查队,选取全市近800家拉面店中的12家,对它们进行生产成本测算。在他们认为科学的数字中,大碗面成本为2.19元。其中包括0.44元的面粉,0.46元的牛肉,还有燃料、水电、工资、税金、房租等等。于是,2.5元的牛肉面政府估计出的利润空间为每碗3角钱。根据估算,一家小店每天可以用掉3袋面粉,卖掉一袋半面粉做的面条时,就能收回一天成本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猜测中所说的40%,却仍然高于牛肉面“业内人士”承认的利润。 马俊礼经营着兰州西固区的一家牛肉面馆,每天凌晨4点半,他就要早早从家里来到面馆。切肉,配好调味的蒜苗、香菜,和面,揉面,打扫卫生,是员工们上班前必须准备好的工作。马俊礼告诉记者,做牛肉面是一个手工活,也是一个体力活,一碗牛肉面的出锅要经过十几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要手工一步一步地操作。为此,店里现在聘了16位员工,这要比一般经营早点的饭店多得多。牛肉面限价规定让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他说:“两块五我们没法做。” 马俊礼对近两年牛肉面原料的涨价情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牛肉由原来的6.8元一斤涨到了现在的10元,面粉由原来的每袋75元涨到了现在的81元,拉面工的工资则由原来的1000元涨到了现在的1300元,每年的税收也由976元涨到了每年的1445元。让马俊礼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做牛肉面的面、肉、油等原材料的价格在上涨,而牛肉面却一定要进行限价。 3.从2.5元涨到3元,从天天吃到吃不起,市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钱的面?一位关注此事的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份2001年针对兰州牛肉面的市场调查。 每天,兰州城区的200万市民中,有36.55%的人愿意去占总数5%的优质面馆吃面,在那里,牛肉面价格早就提高到了3元,最贵的拉面卖到了25元,但去的人还是不少。另外,早在6年前,愿意拿出3元吃正餐的市民,就达到了市民总数的55%,根据调查,这些市民并不在乎牛肉面价格上涨到3元。 家住兰州市西固区的张奎生,是兰州市机械化公司的退休工人,每天早上,夫妇俩晨练回来,都要在当地的拉面馆吃碗牛肉面。张奎生告诉记者说,对于上涨的5角钱,虽然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对于他们退休人员来说,经济上还是感到了压力。张奎生夫妻俩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生活上并不富裕,这次牛肉面的涨价,也让他俩每天一碗牛肉面的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记者了解到,如果牛肉面的价格真的进行了限制,一些市民又会产生另外的一种担心。 兰州市民A:“质量肯定差,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啥东西都有个成本问题的嘛,多少年前是两块五,现在肉价是多少钱了!” 兰州市民B:“兰州的牛肉面还是可以的东西,你总不能硬压下来。以后,最后就是味精汤,不给你拿大骨头熬,你肯定就不行嘛。” 兰州市民C:“你搞市场经济就要以市场决定物价的高低,有些东西涨价,它牛肉面馆也控制不住牛肉别涨价,能控制住吗?” 4.牛肉面价格究竟是该政府管,还是让市场说了算?兰州的牛肉面经营者和当地物价部门之间,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物价部门认为,牛肉面涨价背后有经营者联手串通的嫌疑,违反物价法规。而经营者认为,涨价是否合理最后还得看消费者的态度,物价部门管得有点太宽了。 老板M经营的面馆,地处繁华的十字路口,由于口味好,虽然价格由原来的2.5元涨成了3元,但前来吃牛肉面的顾客还是排起了长队,每天从早上开门,到下午关门,一直是顾客盈门,络绎不绝。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离他不远的一家牛肉面馆,价格虽然由原来的3元一碗,降到了现在的2元5角,顾客还是不见增加。 面馆老板W:“你看,我们这附近50米之内,有好多家牛肉面馆,他可以选择三块的,也可以选择两块五的,附近有卖豆浆油条包子的,做得不好你卖多少钱没人来吃,人家做得好的,排着大队去吃,是不是?这个是自由,老百姓自由去选择,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面馆老板Z:“分等定级下来也不合理,我们这条街上比如有三个面馆,你比如给我定了个特级,让我卖八块或者卖五块,顾客不买这个账,你给我定了八块又能怎么样!我们开门做生意,是顾客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顾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包国宪教授认为,兰州市物价局的初衷是好的,但方式方法不妥,它的决定已经越出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边界,政府应该管质量、管环境、管培训、管信息披露、管产业的规划。他建议,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要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要界定哪些是政府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 5.自“限价令”发出后,其合法性一直未得到公众的认可。 有关人士指出:首先,按照我国《价格法》的规定,“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和地方的定价目录为依据”。但目录中没有牛肉面的名字,这意味着牛肉面的价格不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其次,如果牛肉面要进入政府定价目录,则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显然,牛肉面能否进入政府定价目录,也应该由甘肃省政府的有关部门上报国务院。再次,如果被列入政府定价目录,在具体制定政府指导价时,还应当事先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兰州牛肉面限价令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经过上述程序。 “显然,兰州市物价局没有发布牛肉面限价令的合法权限,属于无故插手。”有关人士说。 就兰州市物价局发布牛肉面限价令一事,记者采访了当地政府的上一级物价管理部门——甘肃省物价局,但省物价局拒绝就此事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市工商局曾是与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发出“限价令”的政府部门之一,但兰州市工商局的有关人士曾透露说:“虽然当时签了文件,但我们对限价令并没有完全认同。” 6.记者:“针对兰州市牛肉面价格上涨的这种问题,兰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种限价的手段,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经济学家刘福垣:“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中期阶段,市场机制要求的是产品要按照价值规律正常的调整,而政府限价这还是恢复到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不利于市场主体的成熟,也不利于市场结构的调整。所以我认为它这个做法是好心办了错事。” 记者:“可是像兰州当地老百姓也说兰州牛肉面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他们来讲也确实是一种负担。” 经济学家刘福垣:“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永远希望东西越便宜越好,作为一个生产者,他希望他的东西越贵越好。这都是市场的问题,政府不能说老百姓要求降,你就强迫生产者降,这两者之间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平衡,而不能听大家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我去吃面,我也希望面是便宜的,但是希望和事实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情。既然我们现在搞了市场经济,就应该要无形的手去调整,政府来打这个官司,当这个裁判员。这样你迎合了一方,就要损伤另一方。你要想牛肉面便宜,那就要等将来牛肉面生产的价格贵了以后,生产的厂商多了,牛肉面的饭馆多了,叫他们去竞争,他们会把牛肉面的价格竞争下来。而现在实际上是吃牛肉面的人在竞争,那只能把它竞争贵,政府管也管不了。 7.2007年12月4日新浪网报道:入冬以来,兰州市的牛肉面悄悄集体涨价至每碗3元,突破了今年6月当地物价部门2.5元的“限价令”。 根据甘肃省物价局的监测,从10月底开始,甘肃全省面粉价格开始波动,11月22日全省平均特一面粉价格为每公斤2.54元,较月初上涨7.62%,较上年同期上涨14.41%。食用植物油价格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中,11月22日全省平均散装菜子油价格为每公斤12.52元,桶装菜子油价格为每桶63.122元,较月初分别上涨14.23%和7.44%,较上年同期价格分别上涨60.10%和42.77%。部分接受记者采访的市民表示,现在面粉、油价格上涨大家都了解,因此牛肉面馆现在涨价在情理之中。 部分牛肉面馆老板表示,兰州物价局等部门在制定“限价令”时,明确提出在原料价格变动后可以适当调整价格。但政府的价格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因此他们采取自行调价的措施也是适应市场价格变化的自主行为。 兰州市物价局副局长李发庭表示,目前,物价部门已经将牛肉面价格的调整权完全“归还”市场。牛肉面馆可以根据原料的变化适当调整价格。 8.2008年1月3日中国法院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网联合推出2007年中国十大法制新闻,其中第九大新闻是“兰州物价部门对牛肉面限价引发争议”。其人选理由为:漩涡中的兰州市物价局坚持认为“牛肉面的价格就是兰州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民生价格”,但是此举似乎并没有讨到百姓的好。许多市民认为,现在面价、油价都涨了,牛肉面涨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市民也表示,对牛肉面涨价五角也不会打举报电话。消费者追求的是物美价廉,经营者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则是一手牵两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用限价破解民生困局,不能治本,尴尬的限价令就是佐证。 9.2008年4月1日《中国民族报》报道:限价事件过了半年多,兰州牛肉面又一次被推至行业的风口浪尖——品牌店风起云涌,作坊店管理粗放,3元钱一碗的兰州牛肉面,利润微薄,一些经营者偷工减料,损害着牛肉面的品牌。 “西雅轩”餐馆的牛肉面,曾经在兰州市牛肉面大赛上被消费者评为“十佳牛肉面”。每到中午时分,店内就坐满了就餐的人,取面口还排着队。几位在附近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说,这间店风味不错,量也足,同事们吃牛肉面基本都来这家。然而店主马宝生却说:“虽然现在牛肉面卖3元一碗,但对我来说,承受的压力比卖2.5元一碗时大多了。” 马宝生仔细地算了成本账:“牛肉面卖2.5元时,清油5.4元0.5公斤,现在要8.5元,店里现在一天用50公斤左右的清油,仅这一项每天的成本就增加300元左右。牛肉从去年夏天的0.5公斤8.5元涨到13.5元,1袋面粉从70元涨到84元。煤炭去年夏天650元1吨,现在每吨不低于1000元。”马宝生店里雇了17个人,人员的最低工资从800元调到1000元,最高的拿1600元。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再次抬高了牛肉面的成本,使经营压力骤然增大。每天不到6时进店,直到晚上8时关门,苦心经营1个月下来,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现状就是这样,一碗面的成本达到两块七八了,我还能有多大的赢利?”马宝生一筹莫展。至于面的质量,马宝生说,他店里光煮牛肉的调味品就有十几种,只有用足量的料才能煮出好汤。很多小店做不到这一点,质量当然无从保证了。 兰州牛肉面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在兰州市,有的一公里长的道路两边就有13家牛肉面馆。一位经营者有些沮丧地说:“眼下物价较高,凭心而论,3元钱已经做不出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了!” 这些感慨似乎意味着,牛肉面新一轮涨价又要开始了。 【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以《小事情,大道理——从一碗牛肉面的定价说起》为题,写一篇议论文章,篇幅不少于1000字。
问答题(二十五) 【给定资料】 功能糖是糖(醇)类产品的统称,以功能性低聚糖、功能性糖醇、功能性膳食纤维等为主要代表,具有热量低、口感好、能促进和改善人体生理机能的效用。功能糖主要用于保健营养补品和食品工业,以及化工、药品、能源等非食品工业,是新世纪的朝阳产品。如今,深受都市人青睐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就是功能糖的产品之一。 在农村,以前玉米脱了粒,玉米芯就成了废物,大都被农家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A市利用玉米芯资源丰富的优势,与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发高新生物技术,用玉米芯研制出了低聚糖、木糖(醇)、低聚木糖以及多种衍生功能的糖产品。 现在,A市年产功能糖超过50万吨,带动优质玉米种植基地500多万亩。仅玉米芯一项,每年就拉动农民增收2.6亿多元。 “功能糖在A市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来,A市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多、市场占有率最高、品牌知名度最好的功能糖生产研发基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功能糖城’。”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理事长石某说。目前,A市以玉米芯为原料的功能糖生产企业,其产销量占到国内市场的80%、国际市场的25%以上。 不仅如此,A市还把玉米芯废渣卖给电厂。据了解,玉米芯提取木糖醇、糠醛等产品后用其废渣来发电每年可减排大量硫化物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及温室气体。一个较大的企业每年消化当地10多家企业产生的60多万吨废渣,发电7000多万度,相当于节煤20多万吨。而且,生物质发电生产每度电比用煤炭节约成本0.273元,发电产生的草木灰又是农作物的好肥料。 此外,A市还提出“生物炼制”的理念,利用玉米芯废渣生产燃料乙醇,实现了变废为宝。生产功能糖后的玉米芯废渣还可作为营养基料种植食用菌,从而扶持带动起1600多个养菇专业户。种植食用菌之后的废弃物又可作为肥料还田,这样,玉米芯加工就形成了闭合式的循环产业链,实现了“从土地到土地”的完整循环。 【问题】 A市打算举办一次活动,向全省各市介绍其生态经济模式,需要一批志愿者向考察团进行讲解。请你根据“给定资料”,为志愿者写一份示范性的讲解稿。 要求: (1)内容具体,切合主题; (2)准确全面,逻辑清楚; (3)表述生动,对象明确; (4)总字数400~500字。
问答题(四十)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问答题(二十四) 【给定资料】 1.2009年,一群来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中国工人一直以勤劳、坚韧的姿态出现在历史各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无论是石油开采,还是钢铁制造,各个行业都闪耀着工人的光彩,“工人老大哥”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工人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庆的“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老英雄孟泰“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的创业精神,激励着工人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人的内心骄傲是那么强烈,归属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生产方式进行了变更。在一段历史时期,农民工成为中国独有的劳动用工方式,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低成本支持着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工是一批将外出务工作为副业的农村人口,由外出务工而带来的财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但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发生了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成了新时代的“新工人”。 2.“她们太没有责任心了,上班的时候还玩手机,聊天,哪像我们呀。”陈青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婉芸说,李婉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青和“90后”李婉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这个工业区的高峰时期,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湖南人陈青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以这里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婉芸是新一批的落脚者,她说她也认同陈青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的选择多多啊,年轻人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绝大部分人的志向并不在那些单调枯燥的生产线上,不愿干了就走呗。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她所在城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正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越来越现实的挑战。 来自湖北荆州,现在在这个工业区一家外资企业打工的一名李姓男员工说:“我们四周是高高的围墙,还有铁丝网,戒备森严,好像监狱一样,连上厕所都限定时间,平均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已经在广州打工7年的小王,今年25岁,也在这家厂里上班,他的话语里藏着许多无奈:“你看我们的厂房,条件好着呢。可是,一进车间,所有人就失去了名字。工人密密麻麻地坐着,工作的时候根本没空说上一句话,得死命盯着手里的活,稍微一放松,零件从你眼前滑过,钱就从你眼前溜走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工资。最近我总是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不是和电影中的夏尔洛很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我们!”但是,该厂的厂长助理王先生却说:“现在的年轻工人,已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并不满足于做工挣钱。他们大多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对自由、个人尊重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跳槽。企业如果不能有一批长期忠诚的骨干,企业壮大和职工发展都很难谈得上。” 一项调查显示,当下国内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有人评价道:“中国的工人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认同,却没有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同。”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工人,现在基本成了流水线操作者的代名词,是不需要多高技术的作业者。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要安身立命,他们也要有尊严,甚至还要——抬头仰望星空。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事情。相比较于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这句话同样契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需要社会的尊重,还需要有发自内心的骄傲。 3.盛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规模最大时达10万人之多。如今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周围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盛昌曾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盛昌也为其他跨国公司代工。”该厂安全生产负责人沈先生介绍,“现在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零散订单,这在以前根本不会接。现在用工成本很高,熟练工的工资涨得更快。对我们来说,加薪是找死,不加薪是等死。现在耐克将代工企业逐步外迁,我们现在真是有心无力了。”就连盛昌对面卖奶茶的大娘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只卖到1块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已经无法再便宜了,可是现在就是这1块钱的奶茶都不好卖了。”这样一家效益曾经很好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正可谓“盛极而衰”。 全国何止成千上万个盛昌?“中国制造”曾经疯狂席卷全球,阿富汗人骑的自行车,越南人骑的摩托车,巴基斯坦小店里摆放的文具用品,美国人看的电视机和穿的衣服,欧洲人用的家电和玩具,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一度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企业靠的仅是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一度曾把为世界品牌代工视为骄傲的工厂,现在不得不面临疲于维持的状态,甚至走上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起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如同竭泽而渔。 A市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发达。近年,A市的制造业一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制约因素,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A市探索在向产品发展设计、研发和营销两头延伸的同时,实施中间分离,在现代制造业中拓展现代服务业,既助推现代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也实现了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在A市,很多企业剥离主副业,实施二三产拓展分离。比如从玩具制造企业中,拓展分离出了玩具商贸有限公司,由其专门从事市场推广、品牌塑造和商品销售。剥离后,产品研发、品牌塑造、销售可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通过转型升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提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渐塑造起自己的品牌,不再依附于代工模式,最终实现外资和民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翼齐飞的局面。 发展经济就像开汽车一样,在直道上可以快一点,但如果要转90度或更大角度的弯,就必须要把速度降下来。不论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之中,还是因为本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制造业都亟待转型升级,在转型期,会出现像盛昌一样“盛极而衰”的企业,也会涌现出像A市这样的成功经验。 4.某大学的陈博士认为,劳动力短缺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短缺的劳动力市场会使我们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崛起梦想的重要性。只有当为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支付更高的报酬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技术创新也会随之绽放。他说,如今有的人在谈论中国崛起之际,总爱用那些以廉价劳动力堆积出来的GDP和羽翼渐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他们的例证,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他介绍到,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杰里夫·萨克斯教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源诅咒”现象: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较低增长或者还在痛苦的经济增长中挣扎;而相反的是,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经济却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现在来看,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也已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顺取逆守的资本家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之后,非但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向社会支付再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价格,反而利用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大勾结,向工人支付低于再生产所需的低工资,以更低的价格继续获得大片优良的自然资源。陈博士说:“我并不担心处于发展轨道的中国会像俄罗斯那样陷人‘石油诅咒’陷阱,但是非常担忧会陷入‘人口诅咒’的陷阱。”目前中国制造业如若不应对得当,极有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5.当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金融市场的海洋里,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里,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跌入茫茫沼泽地。经此一劫,发达国家认识到:脱离制造业的虚拟经济“虚火”,是酿成危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卢·兰奇是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的设计主管,他说:“过去我们曾认为我们负责设计然后控制销售就万事大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个错误,一旦你把生产转移出去,就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而这种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当你第一次把烤面包机和热水器转移到海外生产时,你还知道如何制作这些产品,因为昨天、上个月或者上个季度你还在生产它们;但是当产品更新换代、技术不断进步后,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更换代工厂的时候,设计产品的人与生产产品的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宽广。”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的外包浪潮是个严重的错误。 现在,回归实业几乎成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共同的战略选择。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和回归实体经济。到2012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30个月保持增长,总体经济活动连续32个月保持增长。制造业出口一直稳步上升,2011年约占出口总额的52%。失业率从2009年10月的10.2%降至7.9%,制造业贡献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回归”走的是高端路线,旨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是其投资的重点。 早在1999年,学者冯艾盟就指出制造业是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他认为,与先进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组合要好得多——每个人都能从制造业中获得工作,从蓝领工人到工程师、科学家,乃至顶级高管。先进的制造商可以积累大量秘密的生产诀窍,这些诀窍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从做中学”,拥有这些诀窍能避免其受到来自于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海外竞争对手的威胁。按单位产能,制造业公司的出口能力比服务业公司强大近10倍。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之所以表现优异,是因为制造业产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出售几乎不会遇到适应性的问题,而服务业产品如电脑软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满足海外市场上不同的文化需求。 在战后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制定了“产业合理化计划”,把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工等制造业作为发展出口的主力产业。早在1958年,日本就制定了职业训练法,重视劳动力素质和职业教育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正是日本的制造业中有一大批以技术为自豪的劳动者,使许多日本产品精致异常,日本产品形象深入人心,制造业不断得以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开始进军欧美市场,在当地成立公司,当地采购、当地生产。1985年以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为降低生产成本,出口企业纷纷将工厂迁往人工费低廉的亚洲各国,随着制造业基地对外转移,引起国内制造业的萎缩,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日本国内看似继续引领研发,却离工厂越来越远,创造力越来越弱,日本的有识之士惊呼“我们正处于空前的空心化危机中”。 “德国制造”125年的历史就像一个童话,它是德国在“二战”后崛起的密码,世界金融危机中挺立不倒的依靠,欧债危机中仍“一枝独秀”的答案。100多年中,任何一件“德国制造”产品都像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受到各国的欢迎。当美英等西方国家纷纷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外包,自己转向来钱更容易的金融业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正是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美国《新闻周刊》曾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中感叹: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有专家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与美英制造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德国重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而美英重视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英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大量裁员,而德国政府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制造业就业稳定。因为资本没有思想,人才有,工程师一旦被解雇就再难重返岗位了,这是危机过后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能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 6.克里斯蒂安是德国勃兰登堡州一个小企业的木工。他初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是继续深造学习,还是进入职业学校学一门手艺。“我和父母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和家庭条件后,决定上职业学校的木工专业。”克里斯蒂安介绍说,“在德国,经职业技术培训后的技术工人待遇很高,也很受尊重。我16岁上职业学校时,每月就能挣400欧元,足够自己生活了。再过两年我就有资格参加高级技师考试,26岁我完全有可能成为高级技工。”德国大学学制较长,一般6年,克里斯蒂安的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后起码26岁,6年大学的开销最少4万欧元,毕业后还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存折上已经有5位数字的存款了。 德国制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德国目前有各种职业学校9000多所,除了30%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费用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培养一名职业学校学生每年平均花费1.5万欧元,而普通学校的学生只是这一费用的三分之一。另外,企业还提供实习场所,并发给学生每月500至800欧元不等的生活费。德国《职业教育法》中,对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资格、设备、场所等方面都有所规定,能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表明了企业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荣誉,当然企业也会享受到国家的经费补贴。但也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或愿意亲自培养人才,对一些企业来说,购买培训设备、找人实施培训的费用十分昂贵。于是,一些专门帮助企业承担学徒“校外培养”任务的职业培训中心应运而生。企业需要什么,培训中心就培训什么。 在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和工业界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工商协会,各司其职,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技术型人才,保持德国竞争力。德国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搭建合理的法律框架,认可培训岗位并对培训、创新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职业教育学校设定课程,为教职人员提供资金支持等事务则落到各联邦州的头上。同时,联邦州还需监管商会活动,因为商会在职业教育中承担了监管企业、证书发放等重要任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企业有必要不断创新、更新职业培训岗位,提名专家参与规则制定,并提供一定的培训补贴。工商联合会和手工业协会两大协会负责监管企业,包括核实企业培训资质、监管企业培训、登记培训合同、管理考试等重要环节。此外,商会还会为企业培训提供咨询,在企业与学徒产生纠纷时充当调解人角色。法国总统曾感慨地说,德国每年要向西欧出口很多产品,但看来还应该出口另一种产品,这就是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 7.浙江Z公司新品线组长老梁,利用3个月的工余时间,经过100多次反复的试验,攻破了“丝攻短牙(拔牙)项目”,让该公司每年仅这个工序就节约了10多万元的生产成本。“作为生产工人,最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合格率。我这样做,只是坚持我的工作准则,尽量降低产品的废品率,节约生产成本。”老梁这样理解自己的自主创新,“我是通过这种创造性劳动体会到了更多的价值。我们工人不该只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个充满创造性的个体。其实只要给我们工人一个杠杆,我们同样能撬动地球!” 宝钢集团以全国钢铁业6%的产量,实现了全行业约30%的利润。有何秘诀呢?“职工是企业力量之基、活力之源!”宝钢集团董事长说,“宝钢式创新的最大特色是‘蓝领创新’,每天产生专利4件,五成由一线工人创造。”工人发明家孔利明20多年来,为宝钢解决各类设备的疑难杂症,主导生产工艺改进,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达上千万元。“我的大学在宝钢。”这是孔利明的肺腑之言。出身钳工的卢江海在孔利明的带动下,立足本职岗位搞专利研发,成为宝钢的“金点子大王”,一年内他提出13条合理化建议,创造26项实用专利、4项发明专利。宝钢的职工创新以开放式的岗位责任制为基础,逐步形成深入的创新体系和跨岗位、跨区域、跨专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同时,还建立了全覆盖的创新激励体系,职工创新奖励从10元到100万元。“机器不能代替人,中国工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力量的,关键在于怎样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认为,宝钢“蓝领创新”,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依靠职工的最好诠释。 【问题】 请以“新时代的工人力量”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 (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1000~1200字。
问答题(二十五) 【给定资料】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威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都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么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入,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儿媳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十二三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的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世界的,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还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用于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5.据报道,某房地产集团开发的大型社区建有一个污水回流区,社区居民洗衣、洗菜、洗脸、洗澡的生活用水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用于浇灌社区内的绿地,冲洗路面。冲厕水则由管道通往室外化粪池,再经城市污水管道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该集团某负责人说:“社区的绿地很多,如果全部用自来水浇灌,很浪费水资源;而且这部分费用都要公摊到小区业主,造成公摊费用也多。”他介绍,小区面积有十几万平方米,当初规划时就把设置污水回流设施纳入建筑成本,投入150万元建设污水回流系统,可以处理污水150吨,目前没有统计,不知道经济上是否划算,但这种做法既减轻了业主负担,也节约了水资源。 业内专家介绍,所谓“中水”,就是把排放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回收,经过处理后再利用的水。“中水”起名于日本,“中水”的定义有多种解释,在污水工程方面称为“再生水”,工厂方面称为“回用水”。一般以水质作为区分的标志,其水质介于自来水(上水)与排入管道内污水(下水)之间,故名“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中水利用也称作污水回用,“中水”回用,一方面为城镇供水开辟了第二水源,可大幅度降低“上水”(自来水)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水”(污水)对水源的污染问题,从而起到保护水源、水量的作用。 6.将水价分为不同的阶梯,在不同的定额范围内,执行不同的价格,叫阶梯水价。使用水量在基本定额之内,采用基准水价,如果用水超过基本定额,则超出的部分按另一阶梯的水价标准收费。阶梯式水价可以分为增阶梯式和降阶梯式水价两种。增阶梯式水价指随着用水量的增多,水价越高;降阶梯式水价则相反,用水量越大,水价越低。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增阶梯式水价。例如,2005年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生活用水水价方案;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2立方米及以下的,按基本水价1.32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3立方米至30立方米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5倍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2倍计收水费。 阶梯水价表明,用水量越多,付出的费用越大。对于短缺的水资源而言非常适合。尽管实施阶梯水价存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梯比例和基本水量如何确定等难题,但都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阶梯水价优点明显,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让多用水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促进其节约用水,是用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的重要工具,应该科学地加以利用。 工业用水户应该是实施阶梯水价的重点。首先,他们用水量相对比较大,其次,量水设施比较齐全,数量相对居民少,容易监控,将其作为近期阶梯水价实施的重点是非常必要的。 7.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补贴。 由于水价的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获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应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利,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速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针对这种观点,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对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阐述。 要求: (1)自拟题目,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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