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务员
问答题(二十三) 【给定资料】 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的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2.2011年初,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被评选为十大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假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 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对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问题】 目前,借助网络平台散发谣言的事情不断发生,结合“给定资料”,请你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名义,向互联网行业写一份净化网络环境的倡议书。 要求:针对性强,用语恰当。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四十五) 【给定资料】 杨柳吐绿,碧波荡漾,过浮桥,步入高耸的城门楼,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进入了军旗猎猎的宋代。这里是新开放的宋夹城考古遗址公园。沧海桑田,当年的战火之地、血流之所,都已深埋地下,成了历史长河的积淀。那种铁血精神,却化成一股力量,以遗址公园作为载体,激励扬州人奋发图强。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扬州城遗址上,扬州走出了一条古城保护与利用、改造与复兴的现代城建新路。 扬州,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两张金字招牌,是对扬州灿烂历史文化的极大肯定。把整座古城作为“国宝”保护,且为现代城池所完全叠加,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奇迹。 如何在城市化、工业化互动并进的进程里,让古城享受现代的生活,并为今人的生活添彩,建设一个“开放”“创新”“精致”“优雅”的幸福扬州,是扬州人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为此,扬州确立了全面、整体、原址保护古城,另辟新址建新城的思路。 面对祖先的“馈赠”,扬州始终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先人的感恩,秉持古城文化性、原真性、自然性、生态性。以推进“瘦西湖及扬州历史城区”申遗为主线,按照《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联合国《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规定的世界级标准,博采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力克困难,锲而不舍。瘦西湖及扬州历史城区,2006年已被列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这是对历史的尊崇,也是对现代扬州人执著于古城保护的巨大褒奖。 扬州不和其他城市比高,比大,而是比特色、比秀气、比文气。在很多城市古城区大兴土木的时候,扬州的双手却是那么温柔,给了古城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街头,一块块通俗易懂、形制别致、中英文对照的古城解读牌、碑,是扬州人在用心解析这座城市的千古传奇。名城解读工程对300多处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名人名园、古树名木、特色街巷,通过标牌立碑的方法对其史实、文化特点和审美价值进行诠释,增强了历史文化的可读性,唤起了扬州人对古城历史的记忆,还增强了外地游客对古城历史的认同感。 扬州人深知,异地重建再好也只是建筑,原地保护的才是文物。为了保护好古城的空间和尺度,扬州专门出台了《古城区房屋修缮技术规范》,进行保护性修复。在改造过程中,既关注了对古城建筑、街景的整体改造,又注意保护文物周围的历史性环境,使得两者有机融合。扬州对古城改造奉行“五保护”“五不”,即:保护古城的历史街巷体系、保护古城的建筑风貌、保护古宅名园、保护古城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大拆大建、不破坏街巷体系、不破坏居民生态、不破坏历史文脉、不破坏建筑风貌。 富有浓郁扬州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扬州的“闪亮名片”。扬州在注重全面保护古城有形风貌即物质文化历史遗存的同时,强化了对古城无形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积极寻找和挖掘扬州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两类文化资源组合,实现相互借势,相互保护,形成相得益彰的优势叠加整合效应。 2012年4月26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女士来扬州考察。时隔近四年,故地重游,扬州的巨大变化令安娜女士连连惊叹。她表示,在这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中,她看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扬州堪称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对其他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问题】 “给定资料”中写道:“在很多城市古城区大兴土木的时候,扬州的双手却是那么温柔,给了古城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古城保护”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六) 【给定资料】 1.气候与人类息息相关。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进入21世纪,变暖的趋势还在加剧。全球变暖对人类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如海平面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台风肆虐、热浪频袭、干旱洪涝此起彼伏,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等,其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这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大挑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各国的利益,还关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科学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特征,非一地或一国之问题,也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或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无国界。面对全球变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予以应对。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2.昔日以“山清、水秀”而被世人美誉为“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山与水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如今,一场60年不遇的大旱彻底摧毁了桂林的“秀水”,只留下群山在远处孤寂的身影。记者赶赴桂林实地调查,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桂林昔日绝美的秀水美景,已被干旱摧毁殆尽。 来到漓江,让人心痛不已:往两边看,偌大的漓江似乎变成了一条小溪,大部分河床已经裸露了出来,引得许多孩童在上面捡石子;往下看,漓江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来回穿梭的游船不时地拐弯以避开浅滩。在漓江天湖码头,一根硕大的防洪警戒柱“孤独”地矗立在江岸上,失去了江水的相伴,柱子底部已经裸露出来,沿着防洪柱往漓江里面走上几十米才能到水边。“江水每年都会到红色警戒线那个位置,”桂林市民杨代胜指着防洪柱向记者嚷嚷说,“你看看现在江水在哪里?与洪水期时比,江水少了90%以上。” “我在这条江里开了46年的船,从没见过水这么浅,”年近60、在龙船坪码头开船的李黄财喋喋不休地发起牢骚来。“往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涨潮了,”李黄财说,“漓江水深至少都有1米多,你看看现在,许多河段只有60厘米深了。我的船小,吃水才40厘米,所以还能开,如果水位继续下降的话,估计也要搁浅了。”记者走上游船二层甲板,只见漓江河道中间已完全裸露出来,因水太浅,游船像在江底石子上踟蹰滑行。 3.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受严重旱情影响,西南地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扶贫形势严峻。 西南五省区市干旱导致的经济损失数据仍在继续上升。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新的报告披露,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区市除四川之外,至少有218万人返贫,经济损失超35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道:西南地区个别地区的旱情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解除。近段时间又遭遇洪涝灾害,雪上加霜,给西南地区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扶贫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因旱返贫的绝大部分是山区的农业人口。以云南为例,秋冬季节的干旱,导致云南小春作物大面积绝收,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会影响到他们15%的年收入。因此除了两百多万人因旱返贫,还有一千六百多万人贫困程度加深。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指出:云南渔业、农业损失共计170亿元,贵州是132亿,这个损失是(根据贫困人口数)可以算出来的,像云南人均减少收入676元,它就导致了有一百万人返到贫困线下,就导致贫困人口从五百多万上升到了六百多万。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将捐助的扶贫善款利用好,帮助因灾返贫农户渡过难关、恢复生计。 4.进入2010年7月以来,东北地区降雨过程频繁,在东北地区上空,仿佛修建了一座大喷泉,不断向地面喷洒雨水。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暴雨攻势下,东北多个地区降雨突破历史极值,气象纪录纷纷被刷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告诉记者,就在今年5月,厄尔尼诺才刚刚把影响气候的指挥棒正式交给拉尼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尼娜现象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7月1日至8月4日,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三成至一倍。7月19日至22日,辽宁铁岭大部、新民、新宾、台安等地的降水量甚至比常年偏多1~2.3倍;7月30日至8月1日,新宾降雨量达到122毫米,为历史同期第二多值;8月4日至6日,辽宁平均降水量达到了72毫米,创造了1951年以来的极值。辽宁7月至今的降雨量已经达到317毫米,接近于辽宁全年降水量的一半(辽宁全年降水量为647.8毫米)。 从7月19日至8月6日,辽宁先后经历了三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为7月19日至22日,7月30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6日)。从北向南、自西向东,三次大暴雨的袭击范围,几乎涵盖了辽宁全境。不管是全省平均降雨强度,还是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强度,都创造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 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年份,辽宁夏季一般气温偏低,降水接近正常值或者偏少;而拉尼娜现象发生的年份,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大致相反:拉尼娜出现时,容易导致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比常年偏多。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辽宁已将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写入实施方案,相信以上举措将对改善气候环境、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5.2010年8月7日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突降暴雨,持续40多分钟,暴雨引发北山两条沟系特大山洪泥石流。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北山上突发洪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沿着排洪沟两边修建的3个村庄的数百间房屋冲毁。 2010年8月8日下午,舟曲县城里最靠近北山的村子——月圆村(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基本上找不到完整的房屋。而在排洪沟的两侧,大部分的房屋要么被冲毁,要么被泡在水中,舟曲县城关一小在经过泥石流之后,只剩下了一栋教学楼,其余的教室和操场全部被冲毁;而城关镇政府的办公楼则被完全夷为平地。 泥石流灾害经过的是当地最为繁华、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截至21日,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4人,失踪331人,累计门诊治疗人数2062人。 6.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几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正在熊熊燃烧。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WMO)专家称,俄罗斯的热浪和林火与巴基斯坦的世纪洪灾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该组织提出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我国舟曲的泥石流灾难和全球其他诸多地区的异常天气,如南撒哈拉的严重干旱以及格陵兰岛彼德曼冰川出现大面积崩塌等气候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称这一系列极端天气现象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面积”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同时警告未来会出现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虽然这些热浪、洪灾、泥石流和冰川坍塌看上去都天各一方,遥遥相隔,但很多科学家都坚信,在2010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天,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之间并非毫不相干,也许一切都不是纯属巧合。 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负责人阿斯拉尔(Ghassem Asrar)肯定地说,至少巴基斯坦大水和俄罗斯大火之间存在关联。 阿斯拉尔援引世界气象组织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说,这种关联主要是全球大气变率发生改变。简单地说,就是大气层的气流发生了变化,受到“封锁”和转移,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降水和异常高温。 不管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极端气候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气象学上的明确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即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发生的范围、频率、强度都有攀升态势。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基尔特·简·凡·奥德博朗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今年夏天与过去60年相比显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经历着400年一遇的气温。有些地方甚至是千年难遇的高温。而巴基斯坦此次洪涝灾害也突破了80年来最严重气候灾害的纪录。 除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水深火热”之外,芬兰也出现罕见高温,科威特被热浪席卷,南撒哈拉非洲地区严重干旱,波兰和德国东部发生洪水,中国甘肃、四川和云南均出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正如科学家们担忧的,这个令人忧伤的夏天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未来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次数将会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各种大雨大雪等极端天气都在比过去50年更常见。世界看上去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7.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来自Betio村的Pita Meanke站在一棵树旁,那次巨大的浪潮,冲垮了防波堤,摧毁了他的家。 “马尔代夫只是其中一个小国。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世事。但在这里作的决定,将会对我的人民有莫大影响,更会改变世界历史。”这是H·E·Maumoon Abdul Gayoom(马尔代夫)于日本京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并不是只有岛国才需要担心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全球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沿岸平原;全球前15大城市中,有11个处于沿海或位于河口。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估计,从1990年到21世纪80年代,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2到34厘米。 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升了90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 值得留意的是,海平面不是全球一致地变更。不同的地区的海平面变化,会因海水环流或风压而有所不同。所以评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时,亦需要留意暴风浪以及大潮所带来的影响。 就算是轻微的海平面上升,也会带来严重破坏。例如,沿海地区洪水泛滥及严重破坏、侵蚀海岸线、海水污染淡水、沿海湿地及岛屿洪水泛滥、河口盐度上升,一些低洼沿海城市及村落均会受影响。一些对岛屿以及沿海地区人口尤其重要的资源,如沙滩、淡水、渔业、珊瑚礁、环礁、野生生物栖息地均会受到威胁。面临洪灾、海水入侵、土地侵蚀流失、强热带风暴的威胁,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河城市群是最脆弱的地区。 8.极端气候事件,这种被定义为“一个地点或地区发生‘概率较小’的天气气候现象”为何频频出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或特定区域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原因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9月7日至8日在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10年会议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成为与会多国专家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任国玉称,目前多数研究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陆地上极端冷(如低温、寒潮、霜冻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明显减少,而极端暖(如高温、热浪、暖日等)事件发生频率一般显著增多。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多数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增加。中低纬度地区夏季的极端干旱事件增多。 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温室效应加剧,气候变暖。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则认为,是自然原因,如太阳活动造成了气候变化。 9.目前的气候变化,全球科学家的共识是: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走向。今日,地球比过去两千年都要热。如果情况持续恶化,于本世纪末,地球气温将攀升至二百万年来的最高位。 过去一百多年间,人类一直依赖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来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使得温室效应增强、进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还有约1/5的温室气体是由于破坏森林、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产生的。另外,一些特别的工业过程、农业畜牧业也会有少许温室气体排放。 在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1979年至2005年,煤炭资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平均比重为72.4%。在各种能源消费量的相对变化上,虽然煤炭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绝对消费量却在不断上升。目前,煤炭消费占约67%,加之中国能源效率并不高,如此高度依靠煤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10.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急剧“消瘦”。2007年4月,绿色和平考察队在喜马拉雅山拍摄了冰川消融的严峻状况,情况十分危急。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资料表明,全球冰川正在因全球变暖而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着,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冰川更呈现出加速融化的趋势,冰川融化和退缩的速度不断加快,意味着数以百万的人口将面临着洪水、干旱以及饮用水减少的威胁。被称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主要江河的源头,数亿人的用水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而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这对于中国本来就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为全球变暖带来干旱、缺水、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热浪及气温剧变,这些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受到破坏。亚洲大部分地区及美国的谷物带地区,将会变得干旱。在一些干旱农业地区,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全球变暖带来轻微的气温上升,粮食生产量都将会大大减少。 全球变暖的细微改变,对粮食生产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稻米对温度剧变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研究显示,若晚间最低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华氏1.8度),稻米收成便会减少10%。值得警惕的是,稻米是全球过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全球变暖的轻微的变化可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高温、干旱、虫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如果不采取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农业作物均以下降为主,到21世纪后半期,产量最多可下降37%。同时全球变暖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如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等。 全球变暖,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农业病、虫、草害的发生区域扩大,危害时间延长,作物受害程度加重,从而增加农业和除草剂的施用量。此外,全球变暖会加剧农业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总之,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1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上大部分的濒临绝种生物——大约25%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2%的雀鸟有可能于几十年内绝种。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到它们所栖息的树林、湿地及牧场,而人类发展亦阻碍了它们移居到其他地方。” 每个物种皆有其独特的生态位置,有些生物会有较强的适应力,或者说“能屈能伸”。例如,老鼠和狗能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但考拉却只能在有桉树的地方生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气温、降雨量及海平面上升,摧毁了一些生物的栖息地,而破坏的速度比生物移居的速度还要快。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六七十年内,气候变化会导致大量的物种灭绝。现在已经可以确信一些蛙类的灭绝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灭绝风险将会比地球历史上5次严重的物种灭绝还要规模大。而唯一的预防方法,便是于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拯救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 【问题】 为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减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请结合给定资料,以某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草拟一份倡议书。 要求:言语得当,文字流畅,富有感染力。字数在400字以内。
问答题(十二) 【给定资料】 1.2009年,在人们对水价调整议论纷纷的背景下,某部门邀请某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B书记,某报W记者,公用事业专家X、Y、T、G,某外资投资公司S副总裁、M经理,市民代表D、C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下面是座谈记录。 W记者:我觉得水它不单纯是一种商品,它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不能单纯地以商品来计价。因为政府从税收里头就已经提取了一些资金,居民对这块资源理应低价共享。H总经理:十年前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水是自来水、福利水,不是商品。自来水公司长期不参与市场竞争,亏损靠补贴,投资靠拨款,企业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持续低迷的水费征收率,居高不下的管网漏失率,加上积累下来的几亿元社会拖欠水费,成了我面前的大难题。一栋297户的居民楼,12年不交水费,周围的居民楼也在关注着他们,这个事态如果扩大,全市可能都要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下决心采取行动。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对这栋楼停了水,一直停了36天。停水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报纸,整版整版的报道、评论这件事。停水之后,陆陆续续有居民开始交水费了,可是管网就这一根,对已经交水费的居民怎么办?我们说下决心,对交水费的居民提供矿泉水。我们职工就把矿泉水一桶一桶地扛到他的家里。后来我们听说了,这栋楼的居民走在街上,不敢说是这栋楼,谁要说是这栋楼的居民,大家都谴责他,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但这还不够,供水企业要不要盈利,是不是亏得越多越光荣,光停水还解决不了。 X专家:供水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追求盈利,讲究成本,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 G专家:作为企业,好像盈利是一种天然的冲动,所以我们说有涨价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各国通用的。我最近到墨尔本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供水企业,盈利率根低,看去年的年报,它的净资产回报率大概只有1%到2%的样子。如果我们说自来水公司是公用性质的企业,那么它就不应当有盈利冲动。 Y专家:供水行业的特点是自然垄断性,它在市场上是不可竞争的。对我们公用事业,消费并没有选择权。这样一个自然垄断的企业,要有盈利,就很可能获取超额利润,消费者质疑它涨价是不奇怪的。 S副总裁:我觉得法国做得比较好,它的水价构成是供水的全部成本,除一些生产成本之外,还有税金,再加上投资成本,还有其他新设施的投资,比如说管网的投资,这些成本必须是客户认可的,运营商也认可的,予以公开。法国近几年跟随欧盟的标准供水,每年的水价都有一点增长,不是十年不涨,一下子涨很多。 H总经理:如果公用企业的利润仅靠调价来实现,这是不全面的,应当加强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而不是把实现利润的目标和手段放到调价这一个措施上。水,它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大、发展,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加。我们市现在每年都要以五万吨的量增加着供水的需求,可是亏损状况依然存在。是引入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涨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其它的思路? M经理:我觉得解决中国供水行业问题,必须选择引进社会资本这一条。 B书记:我认为现在水价非常低,不利于自来水公司的发展。我们市现在居民水价才一块钱一吨,每人平均每月用水量三吨左右,十天才用一吨,放到一天才一毛钱。现在买根黄瓜都得三毛钱,你说这个水价低不低? D代表:黄瓜和水的问题,没有可比性。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从两个方面看。1985年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现在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这样比较一下,我感觉水价可能是高。 Y专家:我觉得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有理,水价是高还是低必须有个参照物。从国际上看,水价占家庭收入3%以下是合理的,超过3%就不合理。 M经理:我们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算过,只有个别城市达到了1%,其它城市都在1%以下,大概多数在0.5%左右。 Y专家:公用事业发展长期以来比较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2007年和1990年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7倍,某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两倍,但公用事业投资太少,城市居民缺少应有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单靠涨价不能解决投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打破政府包办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公用事业设施的提供和服务中去。近些年来,引进了大量外资,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水务集团,已经在中国的水务版网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引入外资又摆脱的。我们请H总谈谈他们这样做的理由。 H总经理:引进外资最初是把回报率确定下米,同时把水量确定下来。但后来的发展,我们供水企业的负担比较重,政府又不能把这个投资回报的压力转移给老百姓,政府的财力又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而它的高利润回报的要求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进行重组的一个原因。这时我们大胆地引进市场机制,眼睛向内,挖掘潜力,不找市长找市场,一个最突出的政策叫“万吨水十个人”。那就是我们对八个城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每万吨水只给十个人的工资。以前这个人数差不多30人,这一下子就砍掉了20个人的饭碗。在这个问题上,我把压力加给了我们各区的经营者,他们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B书记:我当时在东方区当经理,500多人,一个月就给我160多人的工资,你说让我咋活啊。那时候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嘴上净起大水泡。可后来,我拿到了奖励。 Y专家:刚才H总说万吨水10个人,既可喜也可悲。可喜的是我们H总是真正的企业家,他压缩成本来提高服务,使消费者受益。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万吨只需要10人,甚至不需要10人,但是我们过去却用了30人,这30人的成本都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甚至政府财政来背负的。 M经理:刚才H总讲到了只给三分之一的人发工资。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去到市场上去,自己去揽生意,自来水公司能够揽到什么生意呢?作为这样一个垄断性的行业,让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去给自己挣口饭吃,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T专家:对外资进入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对外资的管理,对外资的技术,对外资提高行业的管理水平,看法是一致的。 H总经理: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强调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控制力,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政府缺少控制力。我到过国外一些地方,他们是政府控制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就是政府把经营权拿出来在全社会招标,选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运营商来运营,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观察报》上我看到一组专题,叫做“水价上涨背后的跨国势力”,你们觉得这种直接关联度到底有多大? W记者:我是参与了这个专题。做完这个专题到现在,外资究竟跟水价上涨是不是有关联,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谨慎,他们不愿意直面我们记者的调查。 M经理:我认为涨价和外资没任何关系。西北某市从1992年到2006年水价上涨七次,而某知名外资水务集团是2007年与该市进行合作的。 X、Y: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外资公司购买了我们水项目的股权后,势必会对水价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投资是要收回利润的。 S副总裁:我们的算法,作为一个投资项目,首先我要看这个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发展前景。比如说某大城市,当初我们认为它是国家鼓励的西部开发地区。人口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排名在前,那么它将来的用水量一定是增加的,所以不涨水价我们也可以生存。在那里我们进去七年都不涨水价,怎么能说只赚不赔呢? C代表:我的看法是,国外的资本进来毕竟是追求利润的,不可能是来学雷锋、给你做好事的。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外资进入中国水务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平衡。企业有盈利的需求,但水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有它的公益性。 2.某市居民对2004年7月10日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当天下午16时左右,该市上空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10多座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一些地下商场、地铁站也被雨水淹没,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某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我们的笑话。”这样的事件在全国根多城市都曾出现。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3.截至2009年4月份,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9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 4.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比例的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让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 2008年1月,S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P市原本已经出售的水厂现已被收回。专家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做透,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某报记者在报道中大声疾呼:“这样大规模地出售公用事业产权,世界罕见!以前地方政府是卖地赚钱,现在把市政公用事业也卖出去,这些都卖完了该怎么办?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败家子行为!” 5.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59人,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络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反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重新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约97%。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可是全市每天用水量却比十几年前下降了几十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很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6.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首当其冲是加强节水。在加大节水、治污和污水资源化力度的同时,还要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长江流域向黄淮海地区调水,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我国的南水北调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从论证规划到设计施工,历时半个世纪,贯穿豫、冀、京、津等多省市。为了让北方群众喝上“放心水”,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丹江口库区,掀起了一场防污治污生态保卫战。如今,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现象已得到有效控制,水源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被誉为“亚洲天池”的丹江口水库放眼远眺,碧波荡漾,茫无涯际。当地水务部门评价结果显示,丹江口水库库区7个断面水质完全符合南水北调的调水标准。 7.根据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250万至300万立方米/日,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将达到26%至37%,国家海水淡化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说,日前天津生产的淡化海水在本地工业中的利用率已达100%。海水淡化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可拉动化工、材料、冶金、机械制造、仪表及自动化等产业发展,这对于沿海的一些企业来说也蕴藏着无限的商机。 8.目前占世界人口40%的8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许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美国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护水源,水源重复利用,调节河川径流,选育抗旱品种,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整作物种类和市场供应等。以色列地处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地带,为克服降水不足,以色列大力开发灌溉地,农业灌溉用水中20%为不可饮用水。灌溉方法主要是滴灌和喷灌,水的利用率分别可达95%和80%。全部采用电脑管理,利用水分感应器自动调节灌溉,包括灌溉时间、次数、间隔、灌溉量等。澳大利亚有70%的地区雨量在500毫米以下,全国地面水源不多。他们不断采用新的节水灌溉方法,例如把12厘米的滴水管埋入地下,把水和肥料溶液直接滴灌在西红柿等作物的根部,多余的肥料不致污染水渠,不但节省大量水肥,而且可收获90%的优质蔬菜,传统的灌溉方法只能收获60%~70%。许多国家的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因此修建蓄水库和跨流域调水工程成为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工程,从西三河向东三河调水,调水总流量高达2915立方米/秒,平均年调水量222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55万公顷。一些国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形成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如以色列,不仅对地表水、地下水实行统一管理,而且对废水循环利用、人工降水、海水淡化和盐水灌溉,甚至抽水站和输水管线等也实行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 【问题】 记者在报道中大声疾呼,痛斥败家子行为(见“给定资料4”画横线处)。有关职能部门准备对记者的这一论断给予回应。请你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草拟一份回应稿件的内容要点。 要求: (1)写出内容要点,不必写成文章;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七) 【给定资料】 1.2011年“两会”是为“十二五规划”献计献策的“两会”,网友对“十二五规划”有何期待?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成为最大的期待,72.2%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规划”更注重这个问题。同样在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行业之间看,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事实上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而为国民经济作出突出贡献的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的收入却存在偏低的现象;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2.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这其中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也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还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 3.浙江省社科院的杨建华教授每年在阳光财富观论坛上发布一份有质量的调查报告。2010年的浙江省首份财富观调查报告,让人觉得有点“辣”。2011年,杨建华带来的是《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调查报告》,同样让台下的观众若有所思。 报告显示,浙江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高出7536元,是继2000年以后连续第九年居全国各省区中第一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但这些高平均数是否能代表区域内大部分群众的真正收入水平,“被高平均”部分有多大?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杨建华教授带头做的这份调查报告,就试图解答这些提问。该调查是在今年上半年启动的,面向浙江全省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共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2份。 报告中的关键数字令人深思:20%高收入组的个人年收入均值是20%低收入组的17倍;20%低收入组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5%,而20%高收入组占有的收入达到了总收入的58.7%,七成以上调查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明显。 据《青年时报》报道,杭州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张桦就职于自来水公司,丈夫是生物制药公司职员。两口子每月工资收入7500元,仍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家庭看起来和美,但其实很脆弱。万一夫妻俩中有人生病,这个家就岌岌可危了。 “十一五”以来,杭州的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像张桦这样杭州市民中的典型中等收入者,似乎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好处呢? 专家说,张桦一家的境况,跟社会分配有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杭州的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普通民众拿得太少;而杨建华教授所说的现象,也跟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保障性福利是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还有,大量的财富被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牢牢把握住。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杭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6年的670元提高到了2010年的1100元,增幅为64.2%:而2005年到2009年的人均GDP增幅却达到了100.3%,两者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资源,但目前只上缴40%的利润。这很容易加大收入差距,非常不利于再分配。”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强调。 多年来,企业也一直没有建立起工资增长机制。“现在很多企业加不加工资,都是老板说了算。”杭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吴九奇坦言。 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造成老百姓收入变相减少的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向企业收取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存在很大的弊端。不仅逃税空间大,而且只要商家提高物价,很容易就能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收入的漏洞拉大了不公平,让消费者收入变相减少了。所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越来越高,老百姓负担越来越大。”叶航感叹。 4.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问题】 请围绕“给定资料”的主旨,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字数在1000~1200字的文章。
问答题(二十二) 【给定资料】 1.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有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首先是指物质生活贫困,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贫困又可以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亦称为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条件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偏低。 消除贫困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村民老何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老何说:“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农户们高兴地说:“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村民们说:“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人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0%以上农户脱贫致富。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率。25%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三是要在40%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在就职当天,他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他领导实施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是“零饥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给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享受“家庭救助金计划”的家庭必须持身份和收入证明在当地政府登记,且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政府发给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张银行卡,每月定期打入救助金。持卡人可以到银行提取现金,也可以到任何超市和商店购物。联邦政府把救助金直接发到救助对象手中,避免了资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性。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贫困家庭必须符合“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85%,16岁和17岁少年的上课出勤率不低于75%,7岁以下儿童按卫生部规定的日期打预防针,怀孕妇女按期进行围产期检查”等要求,并凭学校和卫生部门的证明才能继续领取救助金。残疾人或65岁以上的老人只要家里的人均收入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最低工资的补贴。 【问题】 参考给定资料,以“共同行动,减除贫困”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 (2)联系实际,分析深入,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三十)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问答题(二十六) 【给定资料】 1.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的历史烙印。学校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学生按照计划分配,用人单位就像一个“大箩筐”,有什么学生装什么学生。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越来越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天空越来越宽广,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并成功走向社会。但在大学生创业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来自大学生自身、相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他们承受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来自家长的殷切目光,亲戚、朋友、同学的关注和自己不低的期望,他们究竟处在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中呢?某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采访了一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 小T当年以省前几名的身份进入如今的这所高校,在学校也担任过学生会、各种社团的干部,颇具领袖气质。她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哪个单位录用自己是其荣幸。但是在很多次的面试当中,她超常的自信却并没有带给她好运。许多单位都在她的比较高的姿态面前撤退了。 小X现在也感觉到非常失落和孤独,但她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去适应,她觉得这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投降,如果今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宁愿放弃工作,明年准备复习考研。她说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被掩盖在平凡当中。她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Y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大四生,成绩中等,既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门路。所以在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焦虑。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四处去打听,看哪个单位需要人。他自己都觉得每天好像都在做无用功,但坐在寝室里自己又会发慌,会非常不安,还是宁愿出去跑跑。看到有同学签了工作合同,他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害怕,更加坐立不安。小Y说,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他,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解决户口问题,其他待遇都不计较。 小S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女生,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胆小。她说她已经去了很多家单位,人家看到她的简历都非常满意,但一和她交谈,进行面试,就砸锅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和用人单位说话就怕,不是面红耳赤,就是语无伦次,头脑里边一片空白,准备好的“台词”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胆怯,要改改不掉,要训练又没有时间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小R是一个来自西北的毕业生,他在班上人缘挺好,但成绩方面比较糟糕,在求职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在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又回家打探了一番后,他就整天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中。他觉得反正还有这么多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怕什么啊。急,也应该轮到他们先着急啊。”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单位找上门来了,还是一个好单位。 3.正在上海赶考的法学研究生小李,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却屡战屡败,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唯一人“独享”。 小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霸”。这一年来,她辗转湖南、北京、上海、江西、江苏、福建、浙江、湖北、广东等10个省市。小李说:“因为公检法系统招人本来就不会多,所以就想辗转多个城市,来博一个保险。” 一年辗转那么多地方,得花多少费用呢?小李给记者计算,每次考试费大约100元,再加上各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目前已经花了9000多元。此外,公务员考试书、模拟题、上年考题集等资料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的个人履历,可以用金光灿灿来形容,辉煌得都快让人目眩了。”小李的一位相熟老乡对她执著于公务员考试感到非常不解。 记者获悉,小李是2006年毕业的某政法学院硕士,在学校年年拿奖学金,去年就考过了“司考”这个全国只有10%通过率的“强人考”。凭着这样一份简历,她完全可以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不过,近一年来小李几乎没有考虑过找一份除公务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从湖南一个小县城走出来的小李,早已是家乡父老眼里的“金凤凰”,父母一直深信这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铁定是一位“威风”的法官。而小李的师兄师姐也一直向她传递这样两个信息:“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出路,读法学,总归是想进公务员公检法系统的,而且又是金饭碗,地位也受人尊敬。” 4.小吴,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工作年限两年左右,先后跳槽五次之多,行业涉及房地产、化妆品、教育咨询、传媒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服务、营销、策划、编辑等四项之多。 小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国际贸易,但她的长项却比较倾向于中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均非常优秀。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教授助理,并且独自寻找了一个加盟项目,在家乡担任整个城市的代理商,先期运作比较成功。因为这些经历,小吴在毕业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不甘心在大公司从低处做起,而是想进入一家规模不大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可以一开始就受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然后再自己创业。以下是小吴的工作简历: 2003年9月~2004年1月,某知名房地产公司,任物业主任,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处理投诉之类的事宜。工作非常的清闲稳定,福利待遇也比较满意。但是小吴认为该工作没有挑战性,并且发展空间很小。 2004年1月~2004年6月,某合资化妆品公司,任品牌经理。该公司老板在招聘时对小吴极为器重,小吴认为自己进入该公司后可以大施拳脚。开始时,小吴信心百倍,编写了整套的企业文书、招商方案、对外合同,与客户谈判等。但渐渐发现,老板的经商风格非常保守、吝啬,谈判往往因为极小的折扣或非常少的利益分配而耽搁下来,甚至不欢而散。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里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本来是想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小吴觉得前途渺茫,不顾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 2004年6月~2004年9月,某台资教育机构,主要销售知名英语教材。该公司有点类似于保险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甚至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思想的控制。有点理想主义的小吴正是被该公司表面上热情奋进的氛围所吸引,接受了这份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工作。可以说,小吴在这家公司工作非常出色,身为新人的她第一周的业绩就高居榜首,深受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欢迎。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里高负荷的运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并从上司对其他业绩较差员工的冷酷态度上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质疑,最终在上司和同事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了该公司。 2004年9月~2005年3月,某咨询策划公司,任销售公关经理、编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小吴编写了四本营销方面的书籍,策划了一些与报社等其他媒体的合作项目,招聘并培训了多名业务员。以往的工作波折、轻率的跳槽经历造成的“后遗症”在此时慢慢表现出来,小吴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公司内部召开业务会议时,她可以很轻松地指导业务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恐惧与客户交流。有时候她逼着自己去面对客户,事实上也发挥得很好。这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交流的障碍,让小吴非常困扰,却又难以克服。她向老板提出不想再从事营销工作,但有重要项目的时候,老板还是要委派小吴。由于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小吴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5.据中新网报道,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省市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其中,不乏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 今年5月,正当同学们纷纷签约外资企业、国家机关时,上海外国语大学某班的刘露悄悄地注册开张了自己的公司。创建公司的点子来源于和朋友的聊天。刘露有一群做IT的朋友,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无线网络游戏市场,闲聊间,朋友谈起无线网络游戏市场是网络游戏后又一块大奶酪,特别适合年轻人去挖宝,几个朋友商议组建个科研团队,而刘露被推出来做市场开发和营销。 刘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家人出资10万元,帮助她注册公司。于是当昔日的同学开始奔波穿行于高楼大厦间,体验新鲜白领的生活时,刘露却已端坐在浦东的一间办公室里,忙碌地接听电话,联系客户,指挥团队,品尝着自己当老板的酸甜苦辣。 报道认为,面对政府出台的众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是否自主创业上态度还是较为谨慎。正如刘露所说,她自己是一个特例。高校毕业生对出路普遍的认识,仍然是“就业,考研,出国”这三驾马车。 上海市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徐校长分析了刘露的个案:刘露从小读书时就寄宿在外,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都很强。大二时,在一家法国小公司兼职做行政助理,业余还帮几家免费的英文刊物写游记和影评。大三时去一家画廊应聘兼职,意外地被相中做了画廊经理。在此后的一年里,举办了数次画展,挑起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练就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大四择业时,家里人劝她,找工作不要看名气、看舒适,要看能不能培养专业技能和独当一面的气魄,为将来开创自己的事业做准备。有这样的铺垫和心态,刘露在创业的机遇来临时,就“水到渠成”地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6.据统计,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在我国,这个比例尚不足1%。而且,近几年,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记者了解到,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 大学生创业,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风险大、还贷能力弱的企业,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但数量微薄,难以为继。 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平均月租金6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有的大学生说,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花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手续更多。 除了资金的匮乏,创业的阻力还来自家长的反对和大学生们对社会及市场的陌生。一名学中文的女生谈道:“我们几个本来想办个餐馆,但是家里人觉得读完大学开餐馆,丢人!自己也感到经验太少……”另一名大学生的话代表了不少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不少,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作了难。” 另外,大学生自主创业往往受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制约。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对比较多,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文科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较少。 7.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人才资源闲置与农村基层组织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全国许多省市尝试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批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农村基层。 中国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针对这项计划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最大困难是工资低”,但“80%以上的大学生仍然愿意选择基层工作”。 对自己选择大学生村干部这份工作,5%的人表示后悔,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了88%。“多数人认为给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途径,是大学生比较好的工作选择。” 大学生报名当村干部的初衷是积极的,想为农民做事情、体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和献身家乡的想法占多数,把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结合到一起,“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对于将来的前途和打算,44%的大学生村干部有向上谋求发展的考虑;37%的人愿意扎根农村,留在村里做事情。 调查人员说,一村一名大学生,比较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大学生村干部远离农业、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农村工作实际需要。”“许多人不能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那样,很快和农民沟通和建立感情。” 对于工作不好开展的原因,44%的大学生村干部认为是“村里矛盾多”,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和“政策不落实”的都占24%,感觉和村干部难以沟通、村民不认同自己身份的比例很低。在出现困难时,82%的人想到和村干部沟通解决。 8.北京高校近期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力度,引导鼓励毕业生面向京外、面向基层就业,还通过多种生动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毕业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自主就业。 记者从召开的2007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毕业生19.3万人,毕业生总数比2006年增加2万多人,增幅为12.1%。从目前高校整体情况看,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北京地区多数高校已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就业指导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这些高校根据本校的特点制订了各年级的就业指导内容,并将就业指导课纳入教学计划,许多高校将就业指导课列为选修课课程,有的高校还列为必修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和大学生发展辅导中心,从学生人校开始就为他们顺利就业打好基础。各高校针对本校的工作目标,对工作任务进行职责分解,落实“全员化”要求,加大院系的工作力度,充分调动院系领导、导师、教授、任课教师及辅导员的积极性,形成全校教职员工都关心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的良好氛围。 各高校还普遍加大了就业信息搜集力度,通过到各省区市走访用人单位、建立就业基地等办法,积极主动到京外开拓就业市场,广泛收集需求信息,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通过召开校园综合“双选会”、小型“双选会”、专场“双选会”及“网上双选会”的形式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供需见面平台。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去年组织了12支队伍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就业调研,及时了解各地国防科技工业当年的人才需求,推荐优秀毕业生,加强企业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努力稳固原有就业市场,并逐步开拓新的就业市场。 9.从国际上其他国家来看,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已经认清了这一点,已经采取多项政策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改善环境、创造条件。 日前,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机构编制办、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14个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切实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规定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自愿到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向当地银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对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由财政承担50%。今年6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中国青年高级人才培训中心还在全国启动并组织了“创业中国——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工程”,真正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各地也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日前已经开始把大学生纳入到享受政府小额无息贷款的队伍之中。创业指导中心曹志鑫介绍,现在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非常重视大学生创业,去年就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比如进行项目指导、创业相关知识的培训等工作。而一些专业培训机构也表示,将对有意创业的大学生进行免费的咨询服务。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鲜明,中心突出,联系实际,论述有力;篇幅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十八) 【给定资料】 1.“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2.针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的调查结果,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微言大义 @剑逸:何止七成! @黄涟漪:不识庐山真面目,谁敢相信哦?可能是骗子太多的缘故,有些亲人的话都信不过,陌生人就别提了,生怕上当受骗! @孟波:出门在外,把陌生人都当骗子看待,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搭讪,更不会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你可以骂我冷漠甚至冷血,身为草根小人物出门讨生活我只会这样对待陌生人。 @亚宾:一老人摔倒,不敢去扶,那是为什么,老人被救反冤枉好人是为什么?其实就是钱,看个病能把一个家拖垮,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不关我事思想,把人变成自私、拜金、不择手段……怎么去相信人? @刘永明:这种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对他人表示警惕和不信任是两回事。中国全民天性都是对陌生人比较警惕。随着国民智识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的条件也在萎缩。诚信事件总量其实是在减少,只不过大家觉得多了,是因为现代传媒和资讯的发展给了大家一个相对感。 @CHINA: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主要取决于国家价值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对外来文明影响因素的取舍。在中国,一旦提及要去相信一个人,首要反应一般是“凭什么”和“我们什么关系”,如今更是以物质多寡、声名是否显赫或金钱是否累累来作为开启人们交往和沟通的前提。 @玉:陌生人不是不可信,只是一个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已,你诚心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待你,相信还是好人多的。现在的世界应该多宣扬正能量,感化堕落的心! @卢锡超:任重而道远,独善其身吧。 @张志刚:互不信任不过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性产物,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法制权威最终确立,问题会迎刃而解。 3.我们为什么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愿意相信陌生人,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性本恶”的教育。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定要远离陌生人,最近赵忠祥与郑渊洁的“口水战”即是最好的例子。今年2月14日,郑渊洁带81岁老母亲看冰灯,发微博讲述一女孩搀扶母亲,却被女孩家长告诉小心被讹。 郑渊洁在2月14日发出的微博原文是——“昨晚带81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截至15日中午已有1万多条转发和5千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在这条微博下面评论,有认为女孩母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从此女孩的爱心被抹杀,又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诞生了”;但也有网友表示,“在老人家属在场情况下,老人家需要陌生的未成年人的帮助,纯属家属监管不力,不负责任;在得到未成年热情帮助下还被家属兼成年童话作家拿到网上说事,纯属没事找事。” 原央视主持人赵忠祥15日上午转发并评论了郑渊洁这条热门微博,不过他并没有批评女孩家长“内心阴暗”,而是直指郑渊洁没有尽到人子之责:“我的天,是你照片重要还是老人安全重要,这样博文也好意思发表!” 4.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我们似乎已经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我们与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相距甚远。“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两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 “陌生人社会”,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概念,他这样表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国内社会学家也认为,“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逐渐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已是无法阻止的潮流趋势。 在“陌生人社会”,必要的风险意识是生存所必需,就像游泳之前要做准备活动一样。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绝不能变成冷漠的社会。而风险意识,也不应异化成过度警惕。“过度设防”的严重后果,就是侵蚀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和谐,加剧人情冷漠,以致出现“老人跌倒街头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 在“陌生人社会”,如何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一道新的社会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至。惟有通过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以及重建社区人际关系等努力,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坚冰。 5.诚信,是相互的,不仅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还有陌生人对你的相信。近日,A市一媒体记者走上街头进行诚信调查。记者把诚信交给陌生人,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份信任。 在街头,记者向30名市民寻求帮助。 “不好意思,我要去趟厕所,你能帮我看下包吗?”面对记者这样的求助,30名市民中仅有8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记者,超过七成的市民不相信记者的“诚信”。 在他们眼中,记者的“诚信”似乎成为了一个“麻烦”。 还有很多市民虽没有帮助记者看包,但是都建议记者寻找行李寄存处。 “万一你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挺想帮助你的。”一名青年说。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记者请教了某大学教授王春勇。她认为,记者送出“诚信”但没有得到对方的相信和帮助,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社会原因讲,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对人们心理产生影响;从教育的角度讲,很多人都以自我为主,凡事都会考虑自己多一些,常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营造相互帮助的社会氛围,提倡诚信待人。这种客观环境会影响个人意识。其次是培养乐于助人的意识,经常帮别人,等你需要帮助时,别人才有可能帮助你,诚信确实是相互的。”王教授说。 6.在早已完成社会转型的美国,现在的社会信任度怎么样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苑璐说,美国人对陌生人似乎不设防线。 苑璐:美国人对陌生人基本上都很友好,包括借电话、问路、借零钱,都没有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障碍。我有同学电话丢了,在路上随手抓一个美国人借电话都没有问题。包括有时候去自动售卖机时没有零钱了,周围其他人借给你一两块或几美金,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不奢求你还,这方面的信任度是有的。一次,我逛到下午两点,饿了找饭吃,看到一家小而精致的快餐店,就进去了。里面的顾客还挺多,排队点餐的也不少。我选了一个套餐,它可以送一支罐装的饮料。拿到热乎乎刚出炉的套餐,在餐馆门口的收银台交了款之后,收银员告诉我,在餐馆里面的饮料冷藏柜里自己拿一罐饮料。我来到餐馆深处的饮料冷藏柜前,发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有比较贵的玻璃瓶饮料,也有便宜的罐装饮料,还有各种啤酒等,品种非常丰富。大家都在这里自取饮料,旁边没有服务员看管。大家拿了之后,或在餐馆里用餐,或走出餐馆到别的地方吃。我看见所有人都很自觉地只拿罐装饮料。我特意看了看收银台,那里离饮料冷藏柜比较远,而且有很多顾客在收银台交款,收银员正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照看饮料冷藏柜,或者是她根本就没想过要照看饮料冷藏柜。 全球华语广播网日本观察员黄学清:日本是个相对安全的社会,一切都很有秩序,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也很和善,所以很多到日本旅行的外国人都比较喜欢日本,不需要太多的戒备心,玩到深夜都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日本的网站上,购物都是先付款,店铺和个人在收到汇款以后再发货,人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支付方式,因为极少出现问题,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雅虎的竞拍上也曾经推出过类似支付宝那种先拿到商品再将货款转给买主的服务,但很少有人使用。 日本看似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可是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7%的人认为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而日本只有26%。日本是依靠相互监督和执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的,很多日本人认为,如果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会受不了周围的目光,如果不帮助或协助别人,自己也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如果说日本是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不如说是一个人人自律的社会。 7.某网站以“如何提高社会信任度”为话题,组织了一次讨论。 网友Alex:“社会信任度”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和鼓励,让坚持诚信者不吃亏;另一方面,对不诚信者,则应加强惩罚力度,通过曝光、行政处罚,甚至法律追责等手段,使社会成员和机构无事不信,无时不信。 网友feifei:要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特别是关注社会负面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能量。而消解负面情绪要依靠对正面情绪的激励,并逐步建立起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 网友spring:对于社会不信任问题,绝不能总将板子打在社会制度上,还必须得从社会成员自身找原因。其中,人性中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共道德和责任感,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每一个国人都痛恨腐败,且深知社会不公的危害,但在具体情况面前,又都渴望得到特权的照顾,希望凌驾于公平公正之上。殊不知,社会不信任、社会公德和法律尊严被践踏,就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人人都指望“我可以骗你,你不可以骗我”这种自私狭隘的思想造成的。因此,自省和反思,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 网友冬之花: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对其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的滥用,一旦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得到加强。 网友petter: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8.在机场委托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将一本护照带给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人,你能放心这么做吗?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的吕小姐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吕小姐正在上海的机场准备返京,被一名陌生中年男子叫住,“说女儿在北京,隔天要出境出差,却把证件落在家里,快递已经来不及,他本想自己亲自飞过去送,机票昂贵,恳请托付我带过去。” 听到这个委托,吕小姐“几乎是受宠若惊地应承下来”,“和女孩通了话,下飞机就送去给她,就为这份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这件事被发到微博之后,短短一小时,就被网友转发3万多次,评论高达7千多条。这种陌生人间的信任感动了无数网友。新浪网友“杨婷婷”说:“有点感动!泪花都出来了。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实在美好!”腾讯网友“向晚”感慨,犹如一缕清新的风穿过雾霾的天空。 也有网友开始反思,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信任危机”。一名新浪网友说:“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不是寻常小事吗?如今却被如此追捧,是不是因为太稀缺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陌生人的微笑与搭讪变得戒备森严,时时教育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一名新华网网友提出疑问,“要重建一份坦诚松弛、温暖相助的社会氛围,还需等待多久?又该从何做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11月的一项调查也许能给出答案。调查显示,91.0%的人承认陌生人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很普遍。但依然有86.7%的人愿意向陌生人传递善意。61.7%的人表示,自己传递善意就能“唤醒更多人的善意”。 “被陌生人信任就是一种福气,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福气。在当下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我愿意从我做起,把这种福气传递下去。”一名新浪网友留言。 9.信任度的下降,是当前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企业来讲,信任度下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侵犯商标专用权、生产经营劣质产品、合同欺诈、虚假承诺、有约不遵、乱收费、相互拖欠赖账、三角债等等。 信任度的下降危害极大。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企业自身的不诚信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困难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蓄意逃废银行债务,导致银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贷款采取谨慎、回避的不积极态度。长期如此,企业融资当然是难上加难。另外,现在不少人都在谈论仇富心理,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少数企业为富不仁、不守诚信、唯利是图,漠视农民工切身利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矛盾激化,引发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事件,使企业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诚信缺失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信任度的下降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增大,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企业信任度的下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诚实守信是贷款的基础,是经营发展的基础,如果最基本的诚信关系都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企业诚信缺失制约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诚信缺失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在一些企业,不守诚信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犯罪和滋生种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多内外串通、吃里扒外的恶意经营都被不守诚信掩盖了。 10.去年底,连续的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政府风雪中为在国道上滞留的大货车司机免费送饭,部分司机怕受骗不敢接受。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送饭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天冷路滑,而是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所以我们还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很多。真希望司机师傅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为我们节省出时间自救。” 在人们谴责道德滑坡、期盼爱心回归的时下,各级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发挥其良币驱逐劣币、引领社会风尚的示范和教化作用。对于被阻隔于风雪路的司机而言,每一份盒饭都是一颗滚烫的心、一片真挚的情、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份温暖的关怀。司机王师傅为此感叹:“我做梦也想不到滞留在这里,还有人送吃的,居然一分钱也不收,首都人民真好啊!” 不过,在雪中送炭成为风雪路程主色调的同时,也不乏值得关注与反思的小插曲。部分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使得送温暖的同志还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究其原因,不仅基于他们对“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常识性认知,更缘于其心悸上当的惯性戒备。其实,这份过度敏感并非多此一虑。就在京藏高速上,的确曾发生了个别村民将一袋方便面卖至20元的情况。也许他们可以在为滞留司机送餐服务中获得适当利润,但乘人之危的卖高价难言正义。由是观之,政府的雪中送炭更显得意义不凡。政府多一份“雪中送炭”的温暖,社会就少一份“趁火打劫”的暴利。而让人们消释疑虑的治本良方便是社会爱心善举的常态化。 【问题】 从给定资料出发,结合实际,以“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正能量’”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紧紧依靠给定资料,角度新颖,主题正确、集中; (2)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准确、流畅; (3)字数在1000~1200字。
问答题(一) 【给定资料】 1.对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反倾销一直伴随其左右,2012年,我国的陶瓷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真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部分依靠出口的企业因承受更多的关税“被迫”退出国际市场。 近期,我国的陶瓷企业正处于四面楚歌的窘境。一方面,印尼等国对我国陶瓷企业实行反倾销。另一方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陶企在这次“内忧外患”中也浮现出许多问题。这仿佛是昨日情景再现,陶瓷业在“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的情况下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我国陶瓷产业的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产量约占世界70%,建筑陶企目前主要集中在广东、四川、福建等地区。2010年佛山陶瓷等产品出口2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业内人士透露,此次反倾销,有2000多家陶企受到波及,金额达7亿美元。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欧盟对我国陶瓷厨餐具开始反倾销调查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表示欧盟对我国陶瓷产品发起了全面的反倾销。在此通知发布前,欧盟对我国出口企业征收69.7%的反倾销税。执行期截止到2016年。国家商务部透露,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对我国陶瓷餐具产品反倾销调查仲裁前披露,并拟对上述产品征收87%的反倾销税。 中商情报网行业分析师甘碧表示,此前反倾销主要集中在陶瓷瓷砖领域。此次印尼反倾销已经进入到应用领域,这种反倾销措施虽然还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但是可能引起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陶瓷餐具的反倾销,长期来看,仍然会使我国陶瓷业出口形势恶化。 数据统计,2011年欧盟反倾销,佛山陶瓷出口下降了30%左右,其中,意大利和英国下降明显。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1~2月广东省出口陶瓷产品价值7.7亿美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2.1%。 2.中投顾问建材行业研究员陈章立在采访时表示,“反倾销对于我国‘陶瓷之都’广东佛山的陶瓷出口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佛山陶瓷处理量都比较大,占据我国陶瓷出口量的80%左右。以过去几年为例,从2006年出口仅为2191万美元,上涨到2010年2.8亿美元,以每年67.1%的增长速度增长了将近13倍。” 据《全国陶瓷砖产能报告》显示,全国共有各种陶瓷砖生产线3273条,日产3482.8245万平方米。目前,陶瓷砖产销评价单线单日产量已经超过1万平方米。如果年工作日300天,那么全国的陶瓷砖2011年的产能超过100亿平方米,如果年工作日达到330天,则产能达115亿平方米。实际上,2011年我国陶瓷砖行业拥有100亿平方米以上的产能,90亿平方米的产量,也就是说,我国目前陶瓷砖产业的产能还是有“储备”的。 据亚洲陶瓷CE0蒲鼎新介绍,由于欧盟的反倾销,仅在去年下半年的广交会上,来自欧洲的客商就下降超过50%,订单成交量也下降了30%左右。 陈章立认为,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宏观环境、原料人工成本上涨以及反倾销的影响,我国陶瓷产业持续保持疲软态势,陶瓷价格水平逐渐下移,陶瓷企业生存压力逐渐加大,我国陶瓷市场将面临产业的严冬。 据行业专家分析,“陶瓷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低,容易形成低价竞销。除少数大型企业外,广东许多出口陶瓷生产企业研发中心规模较小、研发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的陶瓷产品相比,科技含量较低,无法进入中高端市场。许多企业品牌意识薄弱,没有自主品牌,贴牌生产的现象众多。在国外市场,常以低价抢占市场,导致反倾销接踵而至。因此,国内陶瓷行业亟待转型升级,必须尊崇游戏规则,走自由、公正、良性、有序、诚信的竞争轨道;必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树立自主品牌,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必要开发新兴市场,向反倾销势头弱的国家和地区挺进。” 佛山陶瓷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吴焕亮曾表示,尽管中国是陶瓷的发源地,有些产品还拿得“出手”。但在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品牌推广,特别是日用陶瓷如陶瓷厨房餐具等方面却落后于欧洲。而且相互之间无序竞争激烈,低水平重复建设较为严重,品牌意识不强,陶瓷内涵单薄,缺乏文化支撑,才造成低价竞销的恶性循环。 【问题】 假设你是某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请依据“给定资料1~2”草拟一份《关于我国陶瓷企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供上级领导参阅。 要求: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有针对性,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二十五) 【给定资料】 1.某市居民对几年前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那天下午16时左右,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过。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截至2009年4月,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带动了地方30多万亿元的投资。从4万亿到30多万亿,这些保经济增长的投资都流向了哪些领域?资料显示,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医改、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都是投资的主要流向。例如某市新增投资60亿元,主要用于轨道交通、中小企业和农业,其中20亿元用于高铁的征地拆迁。某省拨付9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和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省组织了3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路桥、通讯、水、电、气、热等设施有了,投资者就愿意去投资,没有就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建设并管理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引导人们自觉爱护、维护这些设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对城市功能、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公用事业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投入显然难以填上,公用事业的供给严重滞后社会的需求,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因此,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这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据南方某省统计,城市公交40%的产权,城市供水50%的产权,城市燃气80%的产权,已经转让给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 从2002年开始,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水务集团开始进入中国,以巨资收购水厂。这些跨国公司的收购举动一度让国人困惑不已。例如2002年5月,威立雅水务集团斥资近20亿获得S市自来水公司50%的股权,经营期限50年,而转让评估价为7.6亿元,威立雅的报价超过评估价近两倍。2007年8月,Y市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招标,中法水务集团以8.95亿元中标,报价为资产价值的5倍左右。外资这种溢价收购手段,让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国内水厂真的这么值钱吗?有学者指出,外资这样的溢价收购意味着将来要成倍地赚回去,负担最终都会不同程度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某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在原建设部文件出台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要么是跟外资合作,要么干脆一卖了之。他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有做透,只想到有人买,政府还能有些收入,卖完后却没有人管;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很多地方在打开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大门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位人士说,特许经营,就是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外开展这类经营一般先要立法,而我国则跳过了这样的程序,而且政策法规、标准、管理措施、管理能力都不配套。公用事业中有一部分注定是没有效益的,这就不能打包全卖出去,而需要政府投入才能搞起来。不能都交给社会资本经营,更不能放任其赚钱,不对其进行管理。 3.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会上,L市发改委拿出了2套水价调整方案,但无论是哪一套,基本水价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40%,这让很多人感到接受不了。有的市民说:“L市不缺水,为什么还要涨这么高?6年不调价不代表可以随时上调40%。” 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的网民代表59人,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民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发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L市水务集团负责人建议政府以后建立新的价格监审机制。他说,一些用水大户会由于水价上涨减少水的用量。那么这一次水价上涨会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呢? 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 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 卢:“用4吨、3吨。” 记者:“几口人?” 卢:“5口人。” 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来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儿媳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人主要靠这2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 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十二三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 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 居委会的肖大姐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 在L市的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7%左右。 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1995年L市每天要用50万吨水,而现在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每天用水量却反而下降到30多万吨。 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世界的,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的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一点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4.2006年12月起,Q市市区综合水价调整,污水处理费由5元/吨上调为8元/吨,居民水价格1.3元/吨上调为1.5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由2.1元/吨上调为2.8元/吨。很多人认为Q市地处南方,降雨量丰富,没有必要节约用水。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Q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高级工程师王先生说,Q市处于水资源紧张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1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5年为1330立方米,其中沿海县市低于730立方米,属“贫水区”。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2200立方米,但Q市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此外,Q市70%的水资源量分布在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山区,人均资源占有量为3595立方米。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水资源较少。Q市降雨量季节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年径流量约60%~80%集中在4~9月份,特别是梅雨和台风雨,时间短,数量大,极易产生洪水。由于现有蓄水工程对河川径流的拦蓄调节能力偏低,弃水现象严重。这种水资源年内分配的不均匀性,造成水资源年内供需不平衡。此外,入海损失严重。天然来水量丰富的晋江西溪流域由于淹没耕地、移民等客观原因,无法兴建大、中型水库,大量的水资源直接奔腾入海,损失的水量约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 一位专家列举了Q市节约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长期养成的不良用水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量增加,浪费现象严重;水价偏低,水费支出占可分配收入的比例很少,大量用水不心疼;全市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大部分居民没有实现一水多用,用水效率不高;绿化用水、道路用水等公共用水还使用纯洁的自来水;非节水型水嘴、水箱、抽水马桶等用水器具还大量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高耗水的工艺、设备急需整改。 “低水价是造成水的超消费和浪费的重要原因。”该专家指出,水价提高10%,将使家庭用水降低3%~7%。他介绍了某大城市用水量价格弹性系数研究。该研究表明,水价每增加10%,需水量将下降3.8%;居民年收入每增加10%,除去水价影响,用水量需求将增加2.2%。据分析,水费支出占家庭收入1%时对心理影响不大;占2%时开始关注水量,占2.5%时注意节水,占5%时认真节水,占10%时考虑水的重复利用。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节约用水的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全国许多城市已经进行水价改革,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位专家列举了外省某市的例子。自实行阶梯水价以来,节水效果非常明显。1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机关、企事业单位节水率达到3%~5%,居民节水率达到了10%~15%。该市的正茂社区是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实行阶梯水价以来,整个小区的月用水量从以前的1.4万多吨下降到现在的4200吨左右,小区居民没有一户月用水量超过12吨的一级水价范围。2006年,该市用水人口增加近2万,居民用水量却下降了15%,每天因此减少了1万多吨的供水缺口。 他认为改掉不良习惯可节水70%。浪费用水的习惯很多,比如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和碎细废物,洗手、洗脸、刷牙时让水一直流着,设备漏水,不及时修好,除了良好的用水习惯以外,采用节水器具也很有效。节水器具很多,有节水型水箱、节水马桶等,每个人都节约一点水,累积下来就是很多水了。据测定,1滴水在1个小时里可以集到3.6公斤水,1个月里可以集到2.6吨水,居民在购买卫浴产品时,首先就要考虑节水功能。 “这次水价上调,增加了洗车的成本。”洗车店C老板说:“这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市政配套设施条件充分,比如市区铺设了管道,可以从污水处理厂将处理过的中水输送到洗车店使用,只要车主同意,作为商家既能节约用水,又能节约水费,何乐而不为呢?”他认为还需要车主改变观念。因为有些车主认为中水是用过的污水,不愿意自己的车用这种水来清洗。 水价改革也是为了今后推广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可以用于冲厕所、洗汽车、浇草坪、洒马路,收存的雨水和中水有相似的功能。 5.据报道,某房地产集团开发的大型社区建有一个污水回流区,社区居民洗衣、洗菜、洗脸、洗澡的生活用水全部集中到这个地方,用于浇灌社区内的绿地,冲洗路面。冲厕水则由管道通往室外化粪池,再经城市污水管道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该集团某负责人说:“社区的绿地很多,如果全部用自来水浇灌,很浪费水资源;而且这部分费用都要公摊到小区业主,造成公摊费用也多。”他介绍,小区面积有十几万平方米,当初规划时就把设置污水回流设施纳入建筑成本,投入150万元建设污水回流系统,可以处理污水150吨,目前没有统计,不知道经济上是否划算,但这种做法既减轻了业主负担,也节约了水资源。 业内专家介绍,所谓“中水”,就是把排放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回收,经过处理后再利用的水。“中水”起名于日本,“中水”的定义有多种解释,在污水工程方面称为“再生水”,工厂方面称为“回用水”。一般以水质作为区分的标志,其水质介于自来水(上水)与排入管道内污水(下水)之间,故名“中水”,主要是指城市污水或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中水利用也称作污水回用,“中水”回用,一方面为城镇供水开辟了第二水源,可大幅度降低“上水”(自来水)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水”(污水)对水源的污染问题,从而起到保护水源、水量的作用。 6.将水价分为不同的阶梯,在不同的定额范围内,执行不同的价格,叫阶梯水价。使用水量在基本定额之内,采用基准水价,如果用水超过基本定额,则超出的部分按另一阶梯的水价标准收费。阶梯式水价可以分为增阶梯式和降阶梯式水价两种。增阶梯式水价指随着用水量的增多,水价越高;降阶梯式水价则相反,用水量越大,水价越低。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应采用增阶梯式水价。例如,2005年南方某大城市公布的生活用水水价方案;第一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2立方米及以下的,按基本水价1.32元/立方米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23立方米至30立方米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5倍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为每户每月用水量3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基本水价的2倍计收水费。 阶梯水价表明,用水量越多,付出的费用越大。对于短缺的水资源而言非常适合。尽管实施阶梯水价存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梯比例和基本水量如何确定等难题,但都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阶梯水价优点明显,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让多用水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促进其节约用水,是用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的重要工具,应该科学地加以利用。 工业用水户应该是实施阶梯水价的重点。首先,他们用水量相对比较大,其次,量水设施比较齐全,数量相对居民少,容易监控,将其作为近期阶梯水价实施的重点是非常必要的。 7.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的水资源,水价低于供水成本。理论上水价的构成应该包括水资源本身价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以及水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水价仅仅包含了水的工程成本和水的处理成本(北方某大城市还包括为南水北调筹集的资金)。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城市水价低于成本价是一个普遍现象,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暗补”,但民众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补贴。 由于水价的提高,用水户会更加重视节水,提高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如果进行此种操作,意味着供水企业将减少甚至断绝政府的补贴,其主要获益将依赖于水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是政府调控下的水市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水市场。 2009年3月9日,水利部某负责同志表示,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应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水价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则表示,地方政府有自主上调水价的权利,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也不需要备案。但是从资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来看,今后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改革肯定会加速推进,这一点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明确作了要求。 【问题】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针对这种观点,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对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阐述。 要求: (1)自拟题目,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实际; (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不少于800字。
问答题(十六) 【给定资料】 1.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去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周和平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实现具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大力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要优先安排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要抓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服务。 2.梓潼作为较为典型的丘区农业县,由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很多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未能充分建立,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才刚刚起步。该县文化馆现有活动场地不足500平方米,与国家规定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的差距。该县文化馆观基本没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所需的各类设施设备。比如:音响、乐器、服装、灯光、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在开展活动全靠一双手,一张嘴,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近年来,该县虽然逐步加强了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存在着较大困难,历史遗留下来的乡(镇)文化站人员的问题、阵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某县大部分乡镇无一所图书馆和书店,也无图书报刊,更无钱订阅图书报纸杂志。仅有的一所县图书馆,近l0年来新书购进很少,藏书量普遍不高,现藏6.8万册,而且多为旧书,利用价值不高。全县累计发放借书证数只有1454个,图书流通人次为1.4万人次。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工作之中,全馆无计算机等设备,无法提供电子网络信息服务。据对百户农民的调查,2004年农民每年用于订书报刊物人均24元,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书籍费,农民对书报刊物的投入非常有限。 某县大部分乡镇文化站仅仅是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很少下村辅导。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活动形式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娱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加上目前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参与活动不够,对群众没有多少吸引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3.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由于该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县乡各级财政财力有限。2004年县财政收入完成23616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56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l9053万元;财政支出是23476万元;从财政收支结构来看,体现在县本级财政收入总量小,支出结构不合理,可用财力少。县财政拨入文化部门l31万元,占县财政支出的0.56%,连1%都不到,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县里只能采取“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保改革”的措施来维持全县的运转和社会稳定,故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严重“贫血”。 该县现有的25个乡镇文化站中,共有人员31人。财政拨款收入为31.9万元,支出也为31.9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0.7万元,公用支出1.2万元。经费仅仅是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业务经费缺乏,人均每月才35元,根本谈不上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县文化局一年的业务经费预算6万元,平均每月才0.5万元,也只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全县25个乡镇广播电视站中,共有人员31人,实际在岗29人。纳入县财政预算的有2人,其余的主要是“以网养人”,每户每月仅收l0元,仅仅保住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 4.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村文化活动已突破“狭义”的文化范畴,延伸到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方面。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联系协调不够,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政,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对农民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不能集中开展,公益性文化的职能不同程度受到削弱。 如今在一些农村,每到冬闲时节,由于缺乏丰富、健康的文化活动,许多农民要么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看一些低俗的色情表演。有记者去一个著名旅游地采访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结果发现,该村的文化站里有十几桌人在打麻将,原本进行皮影表演的房间,已被外地来的“劲爆现代歌舞团”租用。记者晚间观看了这个歌舞团的表演,发现所谓“劲爆”与“现代”,无非是一些年轻女子,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把自己脱得近乎全裸,疯狂地扭动肢体而已。记者问一个观看表演的年轻村民:“这个村以前出了不少民间歌手,经常有赛歌会,皮影戏也很有名,那是多好的传统啊,这里的人怎么会喜欢这种低级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村民说:“那些东西好是好,谁不知道好?可现在有哪个要听要看?没人听没人看,好又有什么用!我爷爷就是皮影高手,现在连他自己都天天打麻将、不再提皮影了。” 5.传统戏剧凋零,电影院门可罗雀,文化站名存实亡。近日记者在河南、安徽、山西等省农村采访时看到的这些现象,令人痛心。 据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县乡电影院每年从省电影公司购买拷贝保持在3000部左右,农村每年放映电影20多万场。而2003年至2004年,两年购买拷贝仅200部左右,放映场次也下降到现在的约5000场。这位人士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已经瘫痪。”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痛惜地说,在山西各地,过去是“城镇有戏馆,寺庙有戏楼,村村有戏台”,老百姓“宁卖二亩地,也要闹‘家戏’”。如今,艺人少了,戏台毁了,许多戏剧也渐渐地被历史尘封。从1984年至今,山西省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三分之二的剧种和曲种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省,农村文化建设也令人十分担忧。江都市周西镇退休干部老田说:“10多年前,江都市农村乡乡有文化站,村村都有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全是农民,一到农闲或春节期间就免费为农民演出当地传统戏剧,深受农民喜爱。”而说到现在,老田则颇感无奈。他带记者来到他所在的楼庄村,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空空当当,啥也没有,飞来飞去的麻雀成了“主人”。老田说,10多年没有演出了,大礼堂也失去了作用。 在晋、豫、皖农村,记者看到不少露天演出场所,在那儿表演的是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在一些地方,农民在农闲时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以至赌博成风。 6.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托克托县等地农村,记者发现在家种地的农民目前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晒暖,夏天歇凉”的日子。 据苏主任介绍,因无处消遣,当地农民们闲暇时就聚在一起赌博,不少村子都有赌博点,麻将、押宝、推牌九……花样繁多,不仅成人赌,不少孩子也赌,有的甚至全家参赌。在当地公安部门组织的抓赌活动中,一些被抓的农民被查处后很不服气,甚至还不满地说:“连牌都不让打,那让我们干吗去?” 封建迷信在偏远地区农村也日趋猖獗。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却建得很漂亮,里面供奉着“五道将军”、“龙王爷”、“孤魂”、“河神爷”等神位,有些长年摆着供品,附近的农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去拜祭。 与此同时,对“电视进了村,节目不姓农”等问题,农民反映也比较大。一些农民甚至说:“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是新闻让地区领导露脸,广告让人们瞪眼,电视剧就那么几张脸,露胳膊露胸,有甚好看的?” 为解决农村电视节目少的问题,托克托县在2005年为农民安装了有线电视,结果因线路不好,只能收几个台,农民非常失望。一些村民添置了影碟机,但是片源有限,大多是武打、枪战等影片,符合农民口味的题材非常少。 一些干部担忧地说,正是瞅着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匮乏,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和不正规的演出团体游走乡间,“脱衣秀”、色情录像等活动在农村开始抬头。 记者采访了解到,眼下农民每年的大型娱乐活动就是春节前后集资请戏班子唱戏、办庙会,凑在一起乐乐,其余的时间都枯燥乏味。此外,“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小,内容不活,时间短,有些还走过场,很难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7.最近,投资11.4亿元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于开支巨大而让经营者有苦难言,外观保洁一次就得4万余元,而每天维护费高达9万元,投资过亿的冰上舞台由于启用价格昂贵,去年仅使用一次。这样豪华高贵的艺术中心、剧院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成为一道令人尴尬而痛心的“艺术风景”。 既然名为公共文化设施,就得立足于为公众服务,其性质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不配称为公共文化设施,干脆就叫富豪文化设施得了。就以东方艺术中心为例,一套音乐厅的管风琴设备投资高得惊人不说,单是其对环境要求之高就够吓人的。需要整个音乐厅24小时的恒温、恒湿,光电费就是一个惊人数字。这类西洋乐器国人大多无缘见识,一般的普通大众更是闻所未闻,很显然,其配置的动机就不是为了服务于民众,而是专为少部分精英阶层准备的。上海全市50%的县级文化馆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仅占总数的l8.8%,村级文化活动场所平均面积还不到50平方米(2006年9月1日国家文化部),咱还得提醒一句:城市居民需要好的文化设施,农村居民、离土农民和外来人口等也需要文化设施,在预算文化设施经费时,请给他们多预留一点吧。 8.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乃至部分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在他们眼里,这只是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思维上将其当成升迁的“跳板”,老百姓的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他们对建设乡镇文化馆、文化站具有雄心壮志。如某省提出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二十多万个自然村缩减至四万余个。理由是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和环境建设。还有的地方由于利益的驱动和“政绩”的冲动,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变成大拆大建和残酷的征地运动,大建村级文化广场、农民小公园、农村篮球场和信息化服务等公共文化设施。 公共文化建设决非都要“拆旧建新”。大拆大建,非但会使各类传统的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更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还会丧失农村特有的风貌,切断农村的传统文脉,阻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9.近年来,作为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据文化部2004年在浙江省和福建省调查,仅浙江嵊州一地,就有民间剧团100-个左右;福建省泉州市有高甲戏、木偶戏、歌舞等民间职业剧团168个,还有数量众多的乐队、民间舞蹈队、家庭文艺队等。有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每年排演的剧目达5000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可是真正能够让观众认可、创造票房收入的却没有几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院团还沿袭以前依赖政府生存、为评奖而演出的观念和运作模式。一些投资巨大、场面豪华的“政绩剧”,不是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所以也往往难免评奖完毕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命运,既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团体的生存问题。 10.早就听说德庆农村公共文化开展得好,昨天,借着全市召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场会的机会,记者参观了几个德庆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村,亲身体验到了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风貌。 “怡乐居”:农民自己的“文化天地”德庆凤村镇新生村的“怡乐居”,外观看起来只是一幢半旧的平房,里面却“别有洞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整齐地排列着电视、电脑、报纸以及象棋等文体娱乐设施,俨然一个多功能活动室。现在,“怡乐居”不仅有不少娱乐设施,而且有图书近500册,杂志200多册、订阅报纸3份,成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自我教育提高的文化宣传阵地。 古祠堂焕发新活力:有着540多年历史的凤岗镇大村村仍保存着“弼唐书室”、“清任书室”等极具文化气息的祠堂。在“清任书室”内,三面墙上悬挂的红色巨幅“百家姓”吸引人们的眼光。“我们这里现在不仅是古祠堂,还是‘中国姓氏文化展览馆’呢!”一位村民自豪地说。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革命历史专栏,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清任书室”作为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根据地的光辉历史。“这里的古祠堂如今已经成为传承历史和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阵地了!”一位参观的专家深有感触地说。再往里走,悦耳的乐器声传来。原来,是这里的村民在表演粤剧。数十位村民正在饶有兴致地观看一对男女的表演。“怎么样,够专业吧?表演的可都是本村人哦。”一位小伙子介绍说,“大村曲艺队成立4年了,有固定演员30人,都是该村的曲艺爱好者。” 11.在河南省兰考县,记者看到的现象令人鼓舞。深受农民欢迎的贺村合作社,除拥有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种植棉花协会等五六个农民互助组织外,还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合作社负责人王德显告诉记者,当初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我们试着搞农民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没想到一下子就吸引了50多名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参加。 村里有什么喜事,宣传队马上就组织节目,义务演出。有唱戏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非常热闹。宣传队队长侯玉敏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原来有头疼的毛病,晚上睡不着觉,现在白天文娱活动多了,一到晚上就能睡好觉,头也不疼了。 村支部书记张树利说,宣传队还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工作的问题。比如村里发动村民搞沼气建设,起初群众不了解也不配合,很难推动,合作社就让宣传队自编了一个小品《讲沼气》。演员们自编、自演,就连服装、道具都自己花钱买。节目一演出,不用村里再做工作,农民就纷纷建起沼气池。目前全村707户人家已建起了100多个沼气池。 2005年春节,在贺村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里评选出l0个好媳妇,召开了精神文明表彰会。张树利说:“宣传队给村里的工作帮了大忙,现在村里家庭和睦了,干群矛盾少了,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 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李继平说,每年春节前夕县里都要为农民送“文化大餐”,过去的做法是草草组建一个临时班子,抽调一批文艺骨干,开上“大篷车”送文艺下乡。而县里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后来,县里换了一种思路:第一,取消领导致辞;第二,节目以“平民文化”为主,贴近乡土农村生活;第三,大量吸收本乡本土的农民演员,让农民自娱自乐,还舞台给农民,减少甚至不要专业演员。结果大大出人意料,农民积极参与,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看演出,场面十分火爆。 现在,兰考县不少村子建起了自己的文艺队。李继平说:“这是一支永远不会走的文艺队。当我再次走进这些村子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村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家庭和睦了,村子也有人理事了。” 【问题】 假如上述给定的材料是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以“政策研究室”的名义,用不少于350字的篇幅,概括出一份“情况汇报”,以供领导审阅。 要求:归纳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问答题(二十六) 【给定资料】 2013年1月15日下午,在湖南省×县S镇B小学,一名男子翻过围墙进入校园,手持凶器将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刺倒在血泊中。校长杨某听到师生的呼救声,立即奔赴操场,安排把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奋不顾身追赶行凶歹徒,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以身殉职。 据介绍,杨校长1980年参加教育工作。从教30多年来,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得到了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师”。2006年担任校长后,他更是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视教育为自己事业的全部,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全部。 1月17日,教育部作出决定,追授杨校长“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向杨校长学习。 中国教育部官方报纸评论员文章称,杨老师践行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是继“最美女教师”之后的教师楷模,令人由衷感佩。 【问题】 假定你是X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在当地报纸上为杨校长写一篇宣传稿。 要求:表示哀悼,介绍事迹,勉励后人,400~500字。
问答题(四十) 【给定资料】 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问题】 “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写道:“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问答题(十七) 【给定资料】 目前我国人口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的1.8‰左右,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迈进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高峰,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专家预测,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上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粮食生产的压力。人口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基本国策常抓不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一五”时期,中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工作新机制。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仍然是当前各级基层党政领导和计生干部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70%以上,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其工作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比较紧,人口出生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约束机制紧密相关。当时,各级政府都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容不得基层工作人员有丝毫的懈怠心理。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政府一方面从源头上着手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政策和好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实行了超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违反政策生育的农民实施重罚,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使那些超生户常年在外流浪为生的地步。当时的计划生育措施虽然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存在,但是却对农民构成一定的威慑心理,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农村较低的生育水平。 如今,政府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规范,许多以前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采取的强制性约束手段都受到了限制,被禁止使用。计划生育“七不准”等新规定的出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也使计划生育刚性措施削弱,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缺乏严格明确的制约机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能够采取的多限于定期孕检以及事后的简单罚款约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可以说,这样的制约机制是脆弱的,特别是在以村庄为单位的熟人社会是缺乏制约力的。 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无男绝后等陈旧的婚育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部分农民生育观念仍然落后。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一些村民的生育观念出现逆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甚至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都很有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仍有70%~80%的群众希望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希望生男孩的人数是希望生女孩的3.45倍。近年来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也就是每100个女性相对有122.85个男性,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至107之间。某农户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举家外流,并在墙上涂写“头可断,屋可扒,不生儿子不回家”,充分暴露了目前一些农民封建落后而且顽固的生育观念。安徽定远县农民王某1998年结婚后不久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他觉得一个孩子不保险,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于是一直在外打工的王某便把妻子也接出来,一边打工一边准备生孩子。2006年悄悄在外地生了“二胎”,如他们所盼又是一个儿子。用王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算是不多不少,真正靠得住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而当前很多农村普惠政策,如征地补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改水改厕、沼气应用等都是按人头执行,这便出现了“多生子女多得益,少生不生子女吃亏”的客观现实,某超生农民算了这样一笔经济账,计划生育奖励到60岁才有,而生孩子不但马上可以拿到拆迁补偿,而且孩子长到16岁就可以打工挣钱,很划算;也有超生户计算,减免的教育费可作为交纳违法生育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减免的农业税可作为孩子的生活费,等于没有增加负担就多养了个孩子。而对比超生孩子的收益,现行的计划生育优待政策由于补贴标准和兑现率低,激励作用在下降。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也只有1000元左右。这样的利益导向结果是,“少生快富”变成“多生快富”。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育欲望增长,传统生育观念再次主导部分人的思想,一些年轻人甘愿一时承担上万元的罚款也要多生、超生,使计生工作面临反弹的局面。 农村中近些年来出现生育观念的回归是农民在当前形势下“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因为农民缺乏对自己未来生活特别是老年生活的稳定的心理预期。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在局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农民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需求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由农户承包的有限土地来承担。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存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调查情况表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比较,其“养儿防老”的保障水平在多数情况下,相对更低一些,生活水平降低。人们普遍反映,独生女家庭中一旦女儿出嫁,对父母的照顾就相当有限了,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如果家庭人多就力量大,保障功能自然实现得更充分。一些多子女家庭,能够共同承担“养儿防老”的任务;或采取老人到各个子女家轮流住;或采取子女凑钱共同负担老人生活费;还有分工负责的形式,即外出挣钱的子女出钱,老人身边的子女负责生活照料。调查统计显示,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没有安全感”和“孩子太少,养老无保障”是对计划生育选择不满意的最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对以后的养老问题最为关注。 客观地说,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配套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些独生户的后顾之忧。2005年辽宁省曾对5个地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生活状况开展调查,有关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养老保险情况的一组数据是:在12671户家庭中,仅有2741户参加了养老保险,占21.6%,而且资金来源绝大多数为家庭自付。在整个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中,有99.3%由个人支付;仅余下0.7%还是由国家支付或个人和国家共同支付两部分组成,反映出政府部门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投入是很小的。现在,虽然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针对独生子女的农民实施每人600元/年的社保资金,但仍难以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困难,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比较效应。随着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开始走向社会,严格贯彻国家生育政策的部分农户的生活状况与周围的人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更是这样。这就对其他原本就是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的村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国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自己将来还是要靠子女生活,与其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放在政府那里不如放在自己的子女那里更有保证、更实在。同时,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农民手中可支配财富的增加,单纯的事后罚款对于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最多是暂时生活过得紧张一点。为了老有所养,超生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值得的。这就促使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再次抬头,并开始发挥作用。而一旦有人树立“榜样”,就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整个社区村民共享的生育价值观,这就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巨大的潜在压力。 但如果仅仅只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后果并不可怕。问题是基层乡镇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基于自身理性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寻租行为”。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领导,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竞动员辖区内的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乐得不去过多地干涉农民超生的事情,明明知道村民中存在非法生育的现象也不去制止,只是在事后向当事人收取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罚款。更何况在村落社区中,村民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度是比较高的,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非不得已,基层干部也不会刻意去为难“乡里乡亲”的村民,这就促成了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 刘支喜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某村的计生村长,凡是村里的已婚女性,都要在他的安排下定期接受检查。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村民王某怀揣一万元钱找到了刘支喜的家中,跪地要求刘支喜放他未出生的“儿子”一条生路,面对金钱的诱惑,想想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而自己还住在普通平房里,刘支喜犹豫了片刻便收下了钱。先例一开,越来越多想生儿子的村民找到了门路,只要到刘支喜那交上8000元到1万元便可以“平安超生”。2000年到2006年刘支喜在这条“发财路”上越走越远,他利用计生村长的职权,以权谋私,收受贿赂20余万元,不仅在县城买了套房,还包养起了情人。而他滥用职权的后果是造成该村60余户计划外怀孕,计划生育工作严重失控,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阜南县袁集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常治海的儿子、村主任杨德保的儿子带头超生;两人还与村文书莫凤田、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一起,弄虚作假,用假数字上报;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违反计生政策户只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落实政策措施,给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2006年8月阜南县纪检、计生相关部门和袁集镇党委对这起重大计生违纪案件给予严肃查处。解散该村两委班子,由镇派驻工作组指导工作。给予村书记常治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主任杨德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撤销村文书莫凤田支部委员、文书职务,建议依法罢免其村委委员职务;对村计生专干朱亚敏予以解聘。同时,包括镇党委副书记在内的9名镇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茨沟镇黄鞍村村民张某与唐某(当时年仅16岁)从1982年开始非法同居。1995年,原村支书余某在收取张某好处费后,替两人隐瞒超生事实,在唐某的计生登记卡上填写已进行节育手术的记录。1997年底,余某在拿到好处后又与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合谋,为张某夫妇申请了二胎指标,导致该对夫妇再次超生。截至2005年12月,23年间该夫妇连续生育9胎,其中3胎(2男1女)夭折,2胎女儿过继给亲戚。2006年4月,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茨沟镇原计生办主任方某和原村支书余某被刑拘。负有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等11人分别受到免职、撤职等党纪处分。 村民的“理性选择”与基层干部的“寻租行为”交汇作用的结果促使了双方“合谋行为”的发生。在缺乏对双方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制约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村民的生育越轨行为,进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失控的危险。 【问题】 请根据上述资料,就如何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向有关部门写一份报告。 要求:不考虑报告格式,分条列款地说明,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一) 【给定资料】 1.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防灾减灾应急体制机制,推进集减灾、避灾、救灾物资储存等功能于一体的避灾工程建设,强化事前预警、事中救援和事后恢复的灾害综合处理能力。普及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建设农村应急广播体系,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保障和学校、医院、商场、娱乐场所安全为重点,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气象、海洋、水文、地质、地震等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协作,提高对台风、洪涝、干旱、雷电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事故、化学污染、核辐射等重大公共事件的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整合各类灾害信息资源和应急技术系统,完善110社会应急联动体系和防灾避险设施,加强平灾结合的减灾救灾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演练。 2.2012年4月10日20时30分许,深圳市福田、罗湖和龙岗三区的部分区域遭遇100多分钟停电。在当晚22时O1分,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组负责人罗忠政,通过名为“黔龙爷”的微博账号,公布了停电大致原因,“初步确定是龙岗一座50万千伏变电站出现设备故障,供电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抢修,供电陆续恢复中”。 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回复,数十分钟内被转发480余次,此后该微博又陆续跟进最新动态。直至次日凌晨1时,记者看到该微博上,还发布了一条“停电事件发布的反思”,博主梳理了此次信息公开期间,留下的几处“败笔”,如“将500千伏写成50万千伏”、“应该删除供电局领导前往现场之类的话”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请当事主体供电局直接发布为宜”。 记者发现,当晚停电时间发生在20时30分许,检修工作很快开始,但是一线负责单位深圳市供电局,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该事件作出任何表态。罗忠政告诉记者,当时他请示了上级,预备发布相关信息,之后就联系到深圳供电局,但当时对方还没意识到需做信息公开处理。罗忠政介绍,按照深圳公职部门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办法规定,处理突发事件,应在应急响应启动后的120分钟内,发布基本信息,“边处置边发布”,不过很多单位往往是“重处理、轻发布”。 “让公众了解突发事件,是和解决事情本身同样重要的,发布信息是对公众情绪的安抚,如果没有权威信息,他就会猜疑、恐慌,甚至制造谣言。”罗忠政说。记者浏览深圳供电局官方微博上发现,直至当日22时49分,该微博终于公布了第一条进展信息,此后又陆续公布两条,并且连续三次向公众表达歉意。 3.2012年2月14日,广东省环保厅在环保厅网站公布了《广东省环境应急管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显示,在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广东拥有的具有较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些企业靠近城镇和水源地,威胁居民环境安全。为了能够成功处置威胁,广东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管理能力亟待加强。 征求意见稿显示,目前广东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威胁。广东全省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有3672家,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占全国总数量的8.4%。这些企业大多靠近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作为饮用水源的江河,威胁环境安全。同时,广东纳入2010年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排查专项行动的1300家企业中,20%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纳入重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1700家企业中,15%的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237座尾矿库中有47座应该取缔关闭,但尚未关闭。不少尾矿库近距离内有大量居民和重要设施,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 省环保厅在征求意见稿中表示,目前广东环境应急科技支撑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环境管理发展需求。重大危险源、重金属等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控监测技术能力缺乏,不能满足环境应急预警预报的要求,对多种环境基体不同污染物应急监测和分析的科技水平薄弱,严重滞后于应急管理需求,“环境应急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亟须完善”。 4.2012年7月21日,一场暴雨袭击京城,这场被定义为“61年来最大”的雨将整个北京变为一片泽国。20多个小时里,37人死亡,63处严重积水,8万人被困首都机场,整个京城几乎陷入瘫痪。2011年6月23日大雨突袭京城后人群滞留、交通停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此次突降的暴雨又再次拷问了这个城市的应急能力。 然而对于一路升级的警报,记者随机采访的普通北京市民中,有8人表示毫不知情,仅有2人表示从当天的报纸上有所获悉,但仍不知道不同颜色的预警代表何意。 不少市民说,如果预先知道天气状况,就不会出门了。一位刘姓男子对本报记者称,他从手机报上获悉当天有雷电天气,但因为一向怀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便没有在意。 尽管暴雨预报、预警机制都已建立,应急预案也都已制定,但市民大多知之不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被动应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研究员陈元龙表示,预警若没能让市民获知,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预警。 5.泰国是河流众多、水资源丰沛的国家。对于大多数逐水而居的泰国人来说,面对河流季节性的涨跌甚至是泛滥,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2011年的洪灾,还是让见惯了洪水的泰国人再次经受了考验。 以首都曼谷为例,该地雨水丰沛,属洪灾多发区,且有湄南河穿城而过,因此曼谷市民通常在洪水来临之前便已着手备灾了。尤其是一些住在湄南河附近的曼谷居民,他们早早就开始采取行动,如把房屋底层的物品往上层搬,把私家车辆停到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等。居民因担心洪水淹没街道无法外出或是物价上涨,常常有意识地囤积大米、方便面和瓶装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 面对洪灾,泰国的民间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灾害期间,那些在洪水中划着小船徘徊在被淹楼房外的救生员,大多数来自民问志愿者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消防部门。或许是缘于宗教信仰,泰国人民普遍持有积德行善的信念,一些生活水平较好的平民,通常会主动捐款,或是在洪灾期间经常性地免费发放食物、水和生活必需品给灾民,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设立的灾民救济点相互配合,在洪灾前和洪灾期间对预防灾害和抗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6.行政诚信是现代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和责任,是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和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种良好的信任预期。行政系统的诚信包括内部诚信和外部诚信。内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城市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这种信任和忠诚外化于机构组织的协调联动。而外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组织对外呈现的诚信状况,主要是指社会各主体(如企业、社区组织、民众等)对一个城市基层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信任,体现的是人民对城市基层政府的信任关系。 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很多系统和部门组织。突发事件越复杂,涉及的系统和部门组织就越多。而这就要求各城市基层政府机关、各部门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做到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共同完成任务和工作。然而,以往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总结多次显示,由于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矛盾交叉,导致城市基层管理出现“看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的尴尬局面,条块部门之间、基层管理机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现行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职能分工不清晰所引起。 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高效的政府。这种高效主要体现在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合、共同治理,这种联合的效用发挥建立在职能部门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这些部门出于利益的考量,使职能部门在工作衔接过程中互设门槛,互为障碍,造成工作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部门利益的权衡威胁部门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由于这种利益权衡而错失协调处置突发事件的最好时机,加重危机的处置难度。面对公共危机,就要求城市基层政府公务员:一是行为不能违法;二是城市基层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透明。然而,面对公共危机,公务员面临道德风险,基于对自身“乌纱帽”的考虑,往往倾向采取“捂盖子”的手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推卸责任。城市基层政府是城市政权的最低层级,是与城市居民联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对危机事件有最先处理权,并且根据危机等级上报上级政府。然而恰是这种基础关系,给了城市基层政府“隐瞒、屏蔽”真实信息的空间,影响了政府治理。 7.目前,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加重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难度,也更加突出了大众媒体在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基层政府的诚信影响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倾向性以及对报道的态度。如果城市基层政府诚信度高,媒体会倾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媒体的这种态度也会传播给公众。反之,如果与大众媒体沟通协调欠佳,媒体则会倾向于质疑和否定城市基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可能存在媒体对危机进行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危机的蔓延和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 相对城市基层政府而言,社区民间组织在应急管理上是矛盾爆发的“缓冲带”,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先行者”,是危机善后恢复的强有力“帮手”。尽管城市社区民间组织近几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程度不够,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受阻,这直接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资源的有效整合,直接影响社区民间组织对危机、特别是社会危机的预防以及处置等,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危机中,居民是直接受到威胁的对象,是直接的“受灾体”,也是“自救者”。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居民在危机中本能的恐慌心理的消弭以及将对自身的危害降到最低,都需要借助于居民自身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能力的提高。而城市基层政府对居民的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具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最终体现就是两者的合作互动。这种合作互动主要依赖的是城市基层政府在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服务中所呈现的诚信形态。 然而,在实际中,城市基层政府往往在执政中出现与民争利,政策、措施朝令夕改,有些政务公开形同虚设,执法活动缺乏诚信等问题,与居民合作互动程度低下,使居民对城市基层政府是否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是否能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产生质疑,使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行动,如抢购、围攻等行为,不仅加剧了城市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难度,甚至可能诱发新的社会危机。 8.2012年7月10日17时,京沪高铁G151次往上海方向列车在济南段发生停车断电事故,车内断电超过2小时。全车一度停电停空调,乘客称车厢内非常闷热。铁路上海站官方微博称,事故因济南局管内雷暴雨致接触网故障引起。当晚京沪高铁有19趟车因此晚点到达。 7月12日11时,京沪高铁安徽宿州附近供电设备故障,经抢修,13时排除故障。故障导致至少11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晚点,3趟列车从北京南站推迟发车。 7月13日上午,京沪高铁再次发生故障,网友“大树CUPL”在微博上爆料称,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高铁G114列车,本应于13日10:05离开镇江南站,但列车长称没信号,开不了,列车在镇江南站附近非正常停靠,乘客在列车上滞留了一个半小时后,才换备车继续前行。 微博上,京沪高铁出事信息在傍晚6点已经满天飞,新华社到晚上近11点才姗姗发布首条信息,且信息很不完整,只称“G151次列车发生故障云云”。铁老大自身的信息发布更迟滞,正经的事故原因依然成迷,惟一的含糊其辞仍然停留于“事故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接触网故障所致”。而且,铁老大并未公开宣布已进行事故调查,“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倾向性结论由谁做出也呈迷雾一团。就在“被晚点”的数千乘客及社会舆论急于了解事故真相之机,却已有“业内专家”站出来抢话筒,称“高铁接触网的避雷保护装置只能降低断电概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避免停电”。这话不错,却又大错特错于“我认为这不属于安全事故”。 许多乘客反映,晚点事故发生后,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是“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说明“为何停,何时走”,致乘客难以安心;停电、停空调后车厢闷热难耐,人们忍饥耐渴,列车上的餐饮却卖了高价,怨气情绪难免上蹿,于是有把“高姐”逼问哭了的个案发生;第一次晚点事故时,专家解释是“天气影响”,第二次则语焉不详。所有这些,与初运行时自信满满说已做了“最充分”准备迥然不同。 停车过程中,乘务员在推着车子送盒饭。有乘客提出,列车晚点,应该免费提供盒饭。乘务员则表示,非常抱歉,没有这个规定。铁路相关人士表示,铁路相关规定中确实没有晚点免费为旅客提供吃喝,京沪高铁车票中只有商务座票中含餐费,且人数太多,而餐车空间有限,只能按一定比例配餐,做不到晚点情况下,为每位旅客提供餐食。 宿州区段一个点的问题便牵动了整条京沪高铁钱,而一条线的矛盾最终集聚到了另一个点——虹桥。数千旅客滞留候车大厅,近百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问讯处,候车厅广播确实通知了延误班次情况,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怎么解决问题”。检票口、候车厅内也没有明显的标识告知旅客该怎么办,旅客对于“哪里退票”、“怎么改签”一头雾水,所有的咨询压力都“堆积”到问讯台,或者值班站长室……怎样安排旅客才能有车可走,如何安抚旅客才会耐心等待?如此情形,已非铁路一家难题,这更是对上海城市运营管理和应急联动提出的挑战。 高铁故障的发生,是高铁运行中的问题,虽然在前期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被考虑到,但在不断出现列车晚点的事实面前,高铁更应该反思,也应该将乘客的抱怨化作改进高铁运行的动力,化作解决高铁在运行中因运输过程中断电后出现问题的措施。首先高铁自身要保证列车内不断电,不缺少服务,让旅客不再在车厢内忍受闷热,或者在冬天受冻。其次,在不断断电情况下,要有必要的预案。不怕风吹雨打,更不怕外界的干扰,即便是停电,也不影响高铁的运行和速度。再之,列车晚点后,要有列车员在车厢内为旅客做好解释工作,或者及时处理好旅客的一些问题,不要因为断电将旅客放在一边,不去理睬,让旅客受热又受气。 “保证乘客的安全和健康是服务的中心环节”,王曙光教授认为,这次高铁停车后,铁道方面充分保障了乘客的“安全”,但在减少人们的紧张情绪、消除恐惧等“健康”方面却经验不足。“列车上的乘客得不到必要信息就会惊慌失措,其结果是把问题归咎于高铁器材也就是技术方面”。 “这种现象,简言之就是服务和技术的脱节。因此中国高铁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一整套‘以人为本’的服务体制。其中包括在遭遇雷击、洪水、突发事故后紧急启用应急机制迅速排除安全隐患,同时通过细节保障旅客的身心舒适和健康!”王曙光教授一语中的。 就算被认为正点率高、安全性好的日本新干线,故障造成列车晚点甚至停运也是经常发生的。只不过日本的高铁晚点信息发布非常及时,媒体和乘客习以为常,媒体只做事实报道,不质疑、不炒作。 9.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市民和城市管理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公共事务。公共安全的状况和主要事件,是任何城市管理者都应全面掌握和随时了解的内容。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公共安全的状况,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 201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社会管理法规、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健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加强外来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注重源头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问题】 请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应急能力建设与城市安全”这一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问答题(十八) 【给定资料】 1.2009年5月,某乡杨村的许多农民发现,自家责任田里所种的小麦和油菜,已被推土机折腾得面目全非,眼瞅着自己家的青苗被铲、宅基地被占,再也沉不住气的村民们拿着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使用证找村委会和乡政府,询问青苗补偿费和占用土地补偿费,但均被告知申请补偿没有政策依据。 2008年开始,该乡开展农业综合开发,乡里先在两村实施该项目,效果良好。2009年,该乡杨村等六个村子开始实施这个项目,不想却陷入尴尬境地。接受采访的村民说:“不认识的人为啥铲我的麦苗?事先没有人和我说,事后更没人说,我至今想不通的是,村委会事先为啥不开会给村民介绍清楚呢?”当记者问及村上到底要搞什么项目时,因项目被占耕地的数十户村民均称不知道。记者就此事采访村主任。该村主任说,会是肯定开过的,项目内容会上讲得很清楚,这些村民称毫不知情没有道理。该乡党委石书记一肚子委屈,他说:“乡上通过努力争取,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农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实现‘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石书记认为,一些群众不配合主要是项目施工时伤到部分人的利益,没有补偿便心生不悦,开始闹事;还有些村民觉得项目建设用地破坏了他们的风水,由此也不答应。 2.“扁豆姑娘”小王是1986年出生的农家女。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银行工作,但她内心难舍对农民的那份深厚感情。2010年7月,她辞职回家种青扁豆,担任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几年,小王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合作社,开设了规范高效的农资配送、农产品结算中心、农产品检测室等服务窗口;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研发青扁豆与高产水稻。优质草莓等轮作、套作技术,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生产管理之外,她还注重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红刚”青扁豆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2011年,青扁豆总产值达3.18亿元。合作社被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荣誉称号。合作社里的种植户们的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个个喜上眉梢,说种植青扁豆就像开了个“小银行”。 小唐是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唐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他敏锐地发现农村大有发展,心想:“农民到城里去当工人,城里人咋就不能到农村去做农民呢?”2007年,他辞职到文登村承包了200多亩低效林,创建了“木鱼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取得成效:经济林木种植200余亩,成林桉树20000多株,油桐40000多株;修建猪舍3000多平米,一年新出生的猪有3000多头;修建鱼塘8亩,年产鱼上万斤。“猪粪用于发酵生成沼气,部分还可以用于树木施肥、喂鱼,形成了‘猪——沼——林’的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小唐说:“我刚来时当地群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回报,教给大家技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让乡亲们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使农民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专家指出,过去,“农民”不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务农,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现在,“农民”应当回归其本来的职业属性和意义——即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就像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职业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在,理应将农民从社会成员阶层转为经济产业职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强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也应是一个欣欣繁荣的社区,应该拥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种植大户、专业在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家等新型的职业农民。 【问题】 假如“给定资料”中的乡党委石书记准备向县委报告杨村发生的事情和乡里的解决措施,请你为他草拟一份汇报提纲。 要求: (1)定位准确,有针对性; (2)内容全面,层次清晰; (3)对策建议具体有效; (4)不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十九) 【给定资料】 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建立责任政府,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和责任挂钩;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甘为人民的公仆,切实对人民负责任;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增强政府的权威性,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能否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 2.曹道云,中共党员,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工作宗旨,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呼声的代言人、权益的维护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第一”: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曹杨街道“衣被银行”,成立上海第一家“慈善超市”,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探索建立“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慈善局长”“爱心局长”,他则说“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 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居地,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外来困难人员多、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三多”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 2004年,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守望工程”。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 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全区打造一个“10分钟养老服务圈”,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人力、物力资源输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日托、送餐、助浴、陪聊等养老服务。2002年起,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逢年过节,他都会送上红包;降温了,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 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完善“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慈善事业新思路。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衣被银行”,成为帮困平台和“爱心中转站”:市民可以到这里捐款捐物;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暂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模式指导下,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13家爱心慈善超市,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 民政局的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孺子牛金奖”评选中,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曹道云说:“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吃住、工资待遇、劳动时间等情况,从2007年9月以来,陈家顺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尤其是涉及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他总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勇于维权。多年来,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挽回损失16万余元。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伙食费、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陈家顺同志于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公务员楷模”荣誉称号,被云南省委授予“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荣誉称号。 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或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早早一去,满满的人,排了两小时的队,人家说隔壁才收钱。”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踢皮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2012年2月29日,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问责责任书”,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地下室归属”等问题上“拖延懈怠、推诿塞责、处置不力”,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看热闹”,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能拖就拖,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了。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下不满情绪,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曾经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照”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从“华南虎照”事件的过程来看,周正龙伪造虎照后,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签了字,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察,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如果处置不当、处置不公,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勐马”和“公信”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但改制并不彻底,留有产权不清晰、管理不规范、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2005年以来,橡胶价格大幅攀升,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5万元以上,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引致胶农愤慨。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警察被打、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7·19事件”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 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孟连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要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2008年3月,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要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 2008年6月14日,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省政法委、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然而,7月2日的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11日,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 2008年7月15日,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派出工作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也限令“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次日,警察强制传唤8名涉案者。17日,一抓捕对象被扣留,引发300名群众围堵工作队,两名工作队员被打伤。市里认为工作队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必要动用警力实施打击,19日凌晨,抓捕行动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 其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闻讯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有一对父子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5.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国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对社会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的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使主要官员的权责得到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6.对香港公共行政改革和责任政府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7.2003年以来,地方的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2003年8月15日长沙市政府率先实施行政问责制,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关、派出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办法》实施以后在长沙市政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官员感叹:“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但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8.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基本原则,明确了授权者与被授权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为民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同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中国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增强了官员为官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加大了官员权力消极运作的政治成本,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责任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9.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在实施中必将会遇到一些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什么事情应该问责?就目前的个案来看,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或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在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公共管理中消极行政现象(行政低效、运行高成本、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行政问责制运行的空间较有限,制约了问责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到底由谁来问责?近年来问责的个案中基本上都由上级政府或上级党委对下级政府的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这种行政问责本身就是体制内官员问责模式,难免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与科学性。同时,没有发挥权力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功能,又因公民参与监督的路径缺失,没有有效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得这种问责制的启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严谨性,影响了问责制的公平公正性。对谁问责?在行政问责的个案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员的权利、责任不甚明确,现在问责主要是对政府官员进行责任追究,而对地方党委的官员进行问责较少,因而也就出现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问谁的责”,是党委领导还是行政领导?是正职还是副职?是直接管理的官员还是间接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哪个层面的官员应承担责任)。这些问题不解决,问责的作用难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如何去问责?这也是在实施行政问责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保障问责主体客观公正地去对客体进行责任追究,至今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来遵循。而程序不完善则很难排除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问责有可能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官员排除异己的工具。现实中行政问责都是由上级领导来启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经常是根据事件影响程度的大小决定问责的范围和层次。此外,被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的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重新被任用,或以怎样的程序重新被任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10.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出了原则规定。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当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情形、方式、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问责制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促进了问责制或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和实施,为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以“强化公务员责任意识”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问答题(二十一) 【给定资料】 1.目前我国仍缺乏国家层面上的《公共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许多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也不完善,社会大众习惯于常态下运行,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群众和职责部门常常有措手不及之感。由于公共安全属于公共服务,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当仁不让要负总责。这就要求政府从战略高度来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其关键在于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激励约束机制。另外,加紧应急救援工作,提高防范处置重特大事故的能力,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监察队伍自身建设,都是安全保障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加快制定公共安全领域的各种紧急预案,可以说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然而光靠政府又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公共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还是要依靠全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安全意识并不高,占用消防通道、侵占逃生设施、重防盗轻防火,种种现象说明,公共安全教育和宣传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生命理应是我们最重视的价值,公共安全形势的根本改善,仍然取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忧患意识。 2.为了应对网络安全,美国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国家网络空间战略。2008年1月布什又签发了54号国家安全总统令和23号国土安全总统令,进一步提高网络监控、打击网络犯罪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全面推进美国政府网络安全建设。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继续将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作为美国新时期国土安全策略的重点。 不久前,深圳市根据群众举报,查处了一家存在大量涉密地理信息内容的网络论坛。这个论坛把大量国家军事秘密信息,比如机场、部队的地标在网络地图上标注出来,并设置了“中国核试验爆炸地点”“中国军用机场”“北京周边军事区域”“中国军事设施收集”等八个版块。令人震惊的是,该论坛直接链接到国外一家地图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地图上标注的军事目标地理坐标和相关信息一览无余。据了解,论坛引用的军事秘密信息,均来自互联网并经过分类整理。 这个论坛暴露出的问题并非个案,类似论坛和网站呈大幅增长趋势,目前在国内已达4.2万家,被重点标注的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导弹阵地、雷达阵地、海军港口、部队驻地和一些重要敏感目标等。由此可见,网络泄密现象不胜枚举、触目惊心,网络窃密无孔不入、危害巨大。另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目前网络泄密发案数已占泄密案件总数的70%,并呈逐年增长趋势,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因此,提醒广大网友,为了保守国家秘密请严格遵守保密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或法人开办网站、论坛、博客以及上网等行为不得泄露、涉及和传播国家秘密事项,不得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设施,不得标示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具体形状及属性。 【问题】 假如你是某市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你针对当前各大网络论坛的泄密现状,草拟一份宣传稿,用于提高广大网友的安全保密意识。 要求:言简意赅,条理清楚,用语恰当,有说服力,不超过450字。
问答题(四十六) 【给定资料】 1.“这是一个母女三人的故事——关于莫扎特和门德尔松,关于钢琴和小提琴,以及我们如何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大厅的舞台。”48岁的耶鲁法学院教授、美籍华裔移民蔡美儿在她的新书《虎妈战歌》介绍中写道。这位华裔母亲和她的女儿们不仅登上了卡内基音乐大厅,也登上了美国媒体的首页。《华尔街日报》对她的故事进行了连续报道,《时代》周刊则将她选为了封面人物。 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优雅的故事,她或许不会成为全美国的焦点。身为华裔的蔡美儿认为严厉的中式家教比宽松的西式教育优越,并以自己为例——为使小女儿露露熟练地弹奏雅克·依伯特的钢琴曲,她要求女儿从傍晚一直弹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吃饭,不许上洗手间。最终她的女儿在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登台表演。“为什么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更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 “虎妈”蔡美儿为两个女儿制定十大戒律,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蔡美儿宣告:魔鬼式的训练是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小孩总在世界上扫荡各类数学和音乐大奖。而那些“软蛋”西方家长却从来不敢要求儿女这么做,他们甚至明知道孩子体重已经超标,却不敢在他们面前提一个“肥”字。 美国读者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愤怒之后开始反思,并在网上掀起了一场举国大讨论。“我们真的要失败了吗?我们的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如何避免成为失败者?”无论如何自省,绝大部分美国人对深入他们骨髓的基本精神仍然坚持不移:比如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包括自己的孩子。 2.自称“中国狼爸”的香港商人萧百佑,用“打”的教育方式,将四个孩子送进北大,自己也跻身成功父母行列,出版教子经《所以,北大兄妹》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以“打”为法宝的“中国狼爸”再次掀起对中国国产教育模式的讨论。 崇尚国学传统的萧百佑,在他的四个孩子身上,寄托着巨大的成才希望和教育梦想。他认为,“三岁定八十”,孩子幼儿时期的性情习惯,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而此时幼儿园的老师只能教他们游戏玩乐和一些基本知识,因此需要通过家教,对孩子进行严格引导。 萧百佑找来古时的启蒙书籍《三字经》,标注拼音,带着3岁的长子萧尧念。萧尧如果闹脾气,不用心背,萧百佑便拿起藤条抽打他的手心。开始时,萧尧背书时不努力、不认真、不断哭闹,半个月之后,背诵课文确实越来越流畅。萧百佑的妻子开始很反对他的做法,见儿子如此长进,非常高兴,便同意了丈夫的教育方式。萧百佑得到妻子的配合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执行他的“棍棒教育法”。在“狼爸看来”,体罚不是传统家教的全部、更不是传统家教的目的,体罚是师长、尤其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福祉。 为防止孩子学坏,萧百佑对他们进行了“社交管制”。如果谁要去同学家串门,必须经过烦琐的申请审批程序。他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会给孩子布置任务,随时监控孩子的行踪。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也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反抗父亲:“什么都要听你的,太不民主了。”然而萧百佑振振有词:“什么是民主?你们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 一些业界教育专家表示,“狼爸”和“虎妈”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对孩子一种强悍的管制,如果说按他们书中所写的方法来管孩子就能成功,那么真是简单,天下父母都可以是“成功父母”了。“所以,假如‘狼爸’的孩子真的很优秀,那敢肯定他在生活中绝不是像书中所写那样对待孩子,他是只写其一不写其二;假如他真是像书中所写那样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那他的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即使学习成绩好,心理也不会健康。” 有专家也认为,“自己是主,孩子是民”——有这样的爸爸,注定没有幸福的童年。没有幸福的童年,很难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因为童年的经历影响人的一生。而且,“狼爸”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而他的成败又界定得那么狭窄:考上好的学校。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是非常低级的人生幸福观。 3.虽然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全免,但家长们仍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费”,如补课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支出因此成为多数家庭一个沉重的负担。 2012年,简女士的女儿考上荆州一所省示范高中的三限生,2万多元的择校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支。为了鼓励女儿上进,简女士想出了记账的法子。择校费、学费、住宿及每月生活费、各类学习用品,女儿花的每一笔钱,简女士都一一记录在账本上。女儿上高中半年,各类支出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3.5万元。每次,简女士总是当着女儿的面记账,并随口说,“现在给你花的,将来都要还给我”,女儿每次都默不作声。考试失利后,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寝室里大哭大叫:“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欠妈妈的钱还不了又怎么办?”简女士没想到,原本想勉励孩子勤奋读书的记账法,却适得其反,让女儿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母女矛盾激化。 简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家长坦承也曾给孩子记过账。家长们反映,现在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为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家长承受的压力不比孩子小。 心理咨询师尹邓安教授说:“应试教育制度是导致这类问题的根源。一切为了考试,分数决定一切,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能上好大学、出人头地,为此付出再多也值。” 应试制度下,成绩成为家长关注的唯一问题,随着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高投入高回报”等功利性的教育观念就越来越深人人心,孩子负担增大的同时,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础性教育支出平均仅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19.8%,这也就是说,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多数花在了课外辅导、择校等方面。因而城市家庭的课外培训或辅导、买学区房、择校等选择性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负担。父母又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子女头上,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当下的教育方式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怪圈。 4.“孩子表现不好,就在他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这跟古代给犯人脸上刺字有什么区别?”2012年9月25日,有家长投诉称,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记者在该校三年一班教室内看到,有3名孩子脸上分别有红、蓝两种颜色印章。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个人考虑欠妥,将原本应该盖在本子上的印章用在学生脸上。上芬小学副校长向孩子及家长表示歉意,并称会认真反思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对涉事老师这种粗鄙做法,不少网友怒不可遏。尤其在教师节刚过去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痛心,促人反思。 给孩子脸上盖章,这是刺向教育的现代黥刑,因为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地发生。从给差生戴“绿领巾”,到要求差生在走廊考试,从给差生测智商,到要求差生缴纳“不听话押金”……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的坐实,断难想象在现实中居然有这样冷漠而野蛮的教育思维。每一次丑闻爆发后,相关学校在纠错之余,总是不免辩解:考虑欠妥,这样做是为孩子好、激励差生,初衷不错、方式不对云云。如此辩解,苍白得没有一丝温情,初衷好就可以羞辱孩子吗?何况初衷好不好还不一定,有些老师这样做,无非是释放内心的恶,或给差生点颜色看看,这种羞辱式教育只为让孩子驯服而已。 报道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心碎。一名被盖了蓝印章的孩子称,他曾要求老师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但遭到老师的拒绝,老师还告知他,只有回家才能擦掉。每个人都有尊严,孩子自然不例外,当他乞求老师盖在手里时是多么卑微而无奈,遭到老师拒绝后又该多么绝望而痛苦。 有识之士认为,“教育是培养,而不是选拔和淘汰。教育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进步,教人上台阶,而不是用台阶把人简单分类。”此说不无道理,任何心怀善意、懂得教育规律的校长和老师,都应该坚持有教无类。但为何总有老师无视职业道德,以羞辱学生为能? 5.有报道称,近日,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7对家长坦言,此举实属无奈,只因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不得已只好去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兰山脚下的一所闲置小学。两层的教学楼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8岁女孩朱佳曾上过三年私塾。她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女士说。 “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6.某大报2013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谈到“桃花源式”教育,有网友评论,这是拿孩子的前程赌博,私塾式教育、在家上学远不适应当下社会成员所需素质。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顺畅融入社会。小孩子要学会合群,许多知识、能力的培养要在设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个人学问再大也不能取代学校,取代有专业资质的教师群体。 从深层次说,类似“逃离”事件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当前我们公共教育的弊端和相当一部分家长的忧虑,学校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 拿学前教育来说,幼儿阶段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玩耍、游戏、模仿等适合幼童发育阶段的方式愉快开展;通过集体生活养成好习惯。可目前不少幼儿园把小学课程内的语文、数学、外语搬来,个别从业者甚至体罚幼儿,这样如何令人放心?中小学教育值得反思的是,应试偏向不仅把孩子、家长搞辛苦,更把人训练得功利、短视,谈何健全人格培养?瞄准考试、考级的繁重课业和训练,挤掉了必要的体育、劳动、艺术教育与兴趣阅读,谈何全面发展?教育界主张的小班教学、课堂讨论、探索实践、劳动能力训练久推不动,对于自然、社会、家乡这些生存发展本源的认知和思索无从谈起,遑论创新潜质?长此以往,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会提升还是下降? 从这面镜子我们看到,对于公共教育的改进,要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公共教育被诟病有自身问题,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当一个社会的功利倾向膨胀到不顾长远时,自然会左右教育偏离本源。革除教育弊端须从改革一些社会基本制度,化解某些社会基本矛盾人手,比如改革人才评价标准、缩小阶层差距、尊重劳动者、推进公平正义、遏制低俗传媒。教育也必须建立家长参与改革的机制。对于社会弊端,是逃避还是付出努力参与变革?我们需要的是后一种选择,而且不能再等下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当童话大王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合谋退学”时,这种行为还有些惊世骇俗,但现在,因为不满学校教育而回归家庭的案例遍布我国各地。而国外经验的支持,也让不少家长获得迈出这一步的勇气。 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的家长,在阐述原因时都首先提到自己已经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信心。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学校教育重复灌输、压抑天性,孩子在重压之下,既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追不得已,这些家长只能自己寻求、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 “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虽然看上去很美,深究之下也暴露出不少家长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学校的知识教育毫无意义? 事实上,学校进行知识教育本身并没有错,出现偏差的是知识教育的内容和传授方式。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从知识结构和传授方式上进行纠正。如果因为反感学校向学生灌输“无用知识”,就让“在家上学的孩子走上只读经典的极端,恐怕就会过犹不及,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误区二: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势不两立? 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当学校教育不尽如人意时,家长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可以全面代替学校教育的“在家上学”,而是需要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放大了学校教育的偏差,能不能给孩子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误区三:社交环境可以人为制造? “在家上学”模式很难人为制造出学校能够提供的社交环境,会让孩子脱离同龄人的主流生活模式,可能会对他们未来融入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四:孩子当成才还是“成人”? 尽管多数家长的初衷和口号都是让孩子自然发展天性,但其教育目标的设定,却又明显表现出期望孩子成为杰出人才的指向性。教育中一个尴尬又残酷的现实是,99%的孩子最后都只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但却有99%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应当是天才。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让他们拥有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恐怕比成才更加重要。 8.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不少学生在家上学的案例,涵盖幼儿园至高中的各个阶段。“在家上学”在中国绝对算得上新鲜事物,但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现在,美国的50个州都允许“在家上学”这种教育方式,并已有200万学生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形式。 美国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四大理由为:出于对公立学校环境的考虑,包括安全保障、暴力事件等,缓解孩子上学压力(88%);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学指点和帮助(83%);对教学质量不满(73%);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认同(65%)。有调查显示,大多数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非常注重与其他家庭及社会机构的联系,因此,那种认为“在家上学”需要离群索居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美国基础教育包括11项课程,它们是英语阅读能力、拼写、语言运用、数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健康卫生、体育、职业教育和音乐入门。而实际上,其中很多内容不必分开教授,像阅读、拼写、语言运用等,在家上学不用每一门都开课。另外教科书可以自选。由于美国在家上学发展已久,有专门的出版社为他们准备课本和教师指导手册,就算使用自编教材都是合法的。如果家长不能教授某些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老师,老师无须拥有教学证书。不过,担任教学的家长或教师都是多才多艺的人。美国的家长如果选择家庭教师,一般会选择有20年工作经验的教师。而外聘老师教什么和怎么教,家长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全美的50个州里,“在家上学”都是合法的教育体制,是12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规定的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并可以选择工作或上大学继续深造。一旦在家上学出现了困难,可以随时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只想使用公立学校设施,比如使用体育场、电脑和图书馆等,只收取最低费用。 家庭学校虽有诸多好处,但是美国教育专家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家上学不是孩子逃避社会的避风港,如果孩子交往不足,应该停止单独教学方式,让他们尝试进入公立学校。 9.2012年5月,当大多数初三学生正在紧张备战中考,为升入重点中学而努力拼搏的时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中学的300多名学生却不用参加中考已获升学。他们当中的190人已经收到綦江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余学生可直接报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近年来綦江区大力实施课程改革,退出中考“联招”之后,将重点中学的招生指标都分派到各初中学校,采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来确定指标到校生。在扶欢中学,提前三年就将升学指标下达到学校,毕业时不举行中考,学生们不再为升学发愁。 学生们的考核和评价分散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之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标志性成果被进行量化考核,量化成分数的项目包括:体育技能、艺术审美、科技创新、劳动成果、合作学习这5个方面的总分。 古爱华说,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校也就能大起胆子搞素质教育,学生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在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的爱好并成为特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一定要改革过去单纯以分数决定升学的模式,才能改变应试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对綦江县的这一尝试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除了学生的成绩,还要把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身心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实践经历、学习兴趣、学业水平等作为评价学校育人质量的基本内容,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价考核学校的做法。 周旭表示,从2012年起,将在全市推广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并逐年扩大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招生中的权重,让中考模式多元化,逐渐取消统一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考试,让中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独木桥。 【问题】 请参考“给定资料”,以“中国家长的教育困局与教育形式探索”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有思想性; (2)内容充实,语言流畅; (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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